如果说2008年突显出银行业很重要的话，那么2016年就提醒我们，政治也很重要，而这两次提醒都不是特别受欢迎。经济学家们应该如何回应？
就在不久前，无论是银行业还是政治，在经济学界都还属于某种小众兴趣。这种状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不合理：如果你想要分析一个复杂的世界，你就不得不做一些简化问题的假设。有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在富裕国家，银行和政客们似乎都很复杂，而且并非特别重要，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忽视了他们。
发展经济学家更关注政治，并因此获得奖赏。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2005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已故的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政治感兴趣的原因很明显：政治机构功能失调是穷国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英国举行了退欧公投、“特朗普主义”如火如荼、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崛起、意大利还即将举行宪法公投之际，忽视西方世界政治状况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已经说不过去了。但如何才能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考量？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市场实际上是观察政治的极好窗口。例如，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经济学家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在首次总统辩论期间追踪了美国股指期货的价格。随着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对战中占据上风、博彩市场调高希拉里获胜的可能性，股市出现了上涨。市场反应的隐含意思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将让美国企业盈利能力下降逾10%，当看到这种风险在消退，市场感到松了一口气。
还有数位经济学家研究过一些导致政治连续性突然中断的事件，以评估政治联系的价值–例如，当2001年参议员吉姆•杰福兹(Jim Jeffords)意外离开共和党、从而使得参议院控制权落到民主党手中的时候，与共和党政治关系紧密的公司的股价出现了下跌。当法庭就2000年那场势均力敌的选举做出有利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裁决时，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公司股价下跌。
我很想相信研究金融市场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和政策，但市场远不是万能的。它们曾难以预测英国退欧公投结果，现在则难以预测其后果。当退欧派在民调中占据上风时，英镑只不过略有波动，而富时100指数(FTSE 100)先是暴跌，然后又迅速回升，表明这只是下意识的反应，而非冷静计算的结果。
即便市场正确反映了当前可获信息，但有时那些信息也不是很有参考价值。例如，预估的特朗普胜选几率一直剧烈波动，因为民调结果也一直剧烈波动，这则是因为每隔几天就有新的重要信息曝出。现在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断言他当选后真正会做什么，因为他的寥寥几条政策还都不大可信。
英国新任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也几乎没有透露其关于英国退欧的谈判立场。她所透露的寥寥数语听起来像是极端强硬的，但那也可能只是在迎合她所属的保守党。抑或不是这样。英国退欧可能造成哪些后果，这个问题的答案范围如今已经比公投结果出来后第一天看上去的缩窄了一些，但依然很广。
对经济学家来说，对这一切不确定性的另一种回应是聚焦于衡量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一个选项是使用Vix等指数–当交易员愿意出高价来保障自己免受市场剧烈波动影响的时候，该指数上升，而当此类保障价格低廉时，指数下跌。
还有一个选项是将记者的评论转化为实打实的数据：斯科特•贝克(Scott Baker)、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史蒂文•戴维斯(Steven Davis)对提及相关术语的报纸文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政治不确定性指数。自1960年以来，美国这一指数大体呈上升趋势。这当然可能是因为如今记者的写作风格不同了，但贝克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变得更大、更复杂而且更加极化了，这意味着选举结果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了。
过去5年，“全球”指数(基于16个主要经济体的报纸建立)的读数一直高于金融危机期间的读数，这表明与Vix不同，这些研究人员找到的是某种独立于纯粹经济不确定性之外的东西。
这一切不确定性让政治评论人士感到兴奋，想必也让那些拒绝现状的选民感到满意。不确定性本身是只是噪音，还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有证据表明它确实能产生影响。
尼古拉斯•布鲁姆借助一系列不同的不确定性指标开展的单独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在衰退期间往往会飙升。衰退当然可能是导致不确定性的原因，但布鲁姆认为，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不确定性也导致衰退，因为它让消费者、雇主以及投资者在支出前犹豫不决。如果所有人全都犹豫不决，那场面看起来恰恰就是一场衰退。(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