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对于华裔作家邓敏灵(Madeline Thien)真可谓是收获之年。她的新作、长篇小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 Alfred A. Knopf Canada, 2016)同时进入了三个英语重要文学奖的终选名单：曼布克文学奖(Booker Prize)、加拿大吉勒文学奖(Giller Prize)、以及总督文学奖(Governor General Awards)。
1974年，邓敏灵出生在温哥华，她的父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也是三个孩子中唯一在加拿大出生的。邓敏灵是个非常敏感的孩子，喜欢阅读，家里没有什么书，就从图书馆里借阅。但是，她说，她一直就知道，她要做一名作家。文学对她来说是“有魔力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她在西蒙菲沙大学主修英文文学和现代舞，而后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创意写作的硕士课程。
2001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简单食谱》，讲述的是华裔移民家庭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成长中的困惑迷茫。这本小说集为她赢得了“温哥华城市图书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样以写短篇小说见长的爱丽丝.门罗称：“这无疑是一位出色作家的处女作。我为这本书清晰又简洁的写作，以及书中体现出的情感的纯度感到震撼。”
这之后，她一直以每五年一本小说的速度进行创作。2006年，她出版了小说《确定性》(Certainty)，这本小说得到了加拿大亚马逊小说处女座奖，讲述的是生活在温哥华的年轻一代人追寻父母在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中的过往，战争带来的伤害与毁灭。
2011年，她的第二本小说，《边界的狗》(Dogs at the Perimeter)。讲述的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给普通人带来的灭顶之灾。这本书得到了法兰克福书展的“Liberaturpreis文学奖”，这个奖是专门为关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文学作品而设置的。
2016年的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正面描述了中国几代人的遭遇，从抗战开始，到土改、反右、文革，以及六四，直到现在。三位六零年代在上海学习古典音乐的年轻人，跌宕起伏的家庭与人生。这部作品为她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目前，它已经入围了三个重要的文学奖的终选名单。由此看来，她从小满怀激情喜欢的文学写作也是她有天赋而也擅长的事情。
而从她写作的题材来看，她直面历史，尤其是亚洲历史上残酷血腥的瞬间，她希望能描述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希望能揭示亚洲在反殖民侵略的语境下，受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乌托邦概念的影响，及其对亚洲国家普通民众带来的惨痛经历。
关于《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以下是记者就这本小说与邓敏灵的部分对话：
梁：首先，我要说，我非常惊讶于这本小说的年代跨度。时间跨度有70年，涉及三代人，从抗日战争，到反右、文革、以及“六四”的经历。
邓：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以为这本小说只是关于“六四”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写了100页左右的时候，发现我才写到60年代啊。这个时刻我才意识到，这将会是一本容量更大的小说。
我写作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先的蓝图或是计划，我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写。不过，我会不停地重写开头的几十页，这本小说，开头重写了不下十次。主要还是在于，写作的过程你会更了解你要写的人物，于是发现，开售可能太不稳定了，要不停地重写。这本小说，我写了一年半到两年，这是第一稿。每天都不停地写，连圣诞与新年期间也在写。
梁：这部小说中，涉及到很多历史细节，包括香烟的牌子，或是报章上的文字。你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吧。
邓：我一直在不停地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但是，却从没有想过要写关于中国的故事。这或许是因为中国过于复杂了。直到2002年，我妈妈去世了，这令我一下子觉得更希望去更了解中国。我母亲在世时，一直希望去大陆看看。但是，却没有来得及。我希望更了解中国，替代她去看看，那里毕竟是她的故乡。
我从来也不觉得前期工作是沉重的，因为想了解中国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从个人层面上来说，我还是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时候，也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我愿意去相信，愿意去牺牲 – 如果是可以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的话。我想去了解，为什么这种良好的愿望也会带来灾难。
我被那些细节吸引，我希望了解，在那些时候人们是如何反应的，因为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变化。所以你必须自我消化这一切。你要相信，党会引领你，尽管你不完全理解这些运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语言，音乐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梁：阅读过程中，我几次停下来，因为那种正面描述的血腥与残酷令我悲伤。在类似的作品中，有的作家会回避直接描述那些苦难的瞬间，比如地主在批斗台上被枪毙，比如右派在夹边沟劳改营，比如文革中女孩子受到羞辱等等。
邓：是，这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但是，你也无法令这些时刻变成空白。但同时，你又不想让这些血淋淋的时刻成为读者头脑中唯一的形象。他们需要去了解这些暴力背后的原因，要随着人物，去生活在这些暴力发生之后的生活中。这需要非常微妙的平衡。对我个人来说，最难以描述的是文革中，女主人公遭到批斗的部分。因为那些高帽啊，大字报，往人脸上涂墨汁，这些事情看上去是非常荒唐的，但却是可以毁掉一个人内在核心的部分。众人，或者说是暴民在反对某些个人，这些人就成了替罪羊。在人们中间寻找敌人，而且这是非常普遍发生的事情。
梁：你在小说里，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文革事件的发生，这不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
邓: 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最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很多人听信了宣传或是谎言，但每个人都要对发生的事情负上责任。一个人，他可能同时是罪犯，也是受害者，但是，一方并不能抹杀另一方。
梁：在这本小说里，有许多的中文文字，你对这些字义的解释，有时候甚至直接使用拼音。看得出，你对于中文的迷恋。
邓：小时候我曾经学过中文，但是你知道，小孩子嘛，不想和别人不一样，就想说英文。我觉得，文字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小说里的那些中文是凭直觉挑选出来的，我更多选择他们的文学定义而不是日常会话定义。我想通过这些文字形象，看到文字背后、再背后的意义。这是小说必要的一部分。这部小说是用英文写的，这令我觉得，亏欠了它所描述的中文世界。(文/梁彦，来源：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