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称为“独裁者”的卡里莫夫去世，乌兹别克斯坦人为什么流泪？铁腕掌权27年，卡里莫夫的影响又有多深远呢？
9月2日，网上开始传出神秘照片。中亚古城撒马尔罕(Samarkand)，身穿衬衣的男子正在掘墓。夏末的那一天，金色晚霞的映照下，掘墓扬起的灰尘清晰可见；明黄色的小型挖掘机；背景是波斯语称为“活着的王”的陵墓群的圆顶和尖塔。当然了，这是在为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准备坟墓。卡里莫夫据说死于脑溢血，葬礼通知已经发给邻国政要，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等。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谁也不知道他们的领袖是生还是死。电视台一如既往播放轻松的娱乐节目，比如如何做果酱、腌咸菜。
在乌兹别克斯坦，可以说不存在真正的“新闻”，只有信息，在适当、有利的时候加以公开。此前一天，也就是9月1日，恰好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日。公开悲剧性信息打乱全国假日有意义吗？卡里莫夫甚至还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致辞，当然是通过代理人了。
我知道你可能会质疑，悲剧性信息？难道他不是可怕的独裁者吗？那个派军队镇压示威者的家伙，军队不是开枪打死打伤好几百人吗？他的女儿难道没有大肆中饱私囊？难道他不是有一次把一名BBC记者赶出国门？乌兹别克人岂不是应该上街跳舞以示庆祝？
但是，走进乌兹别克斯坦看一看。总统辞世的消息最终公开之后，人们在流泪，不仅仅是在公共悼念仪式上，而且也在自家厨房、在自己的小村里。 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整个中亚地区，死人和哀悼从来都是要高度重视的。
有人死了，所有的人都要追悼，所有的人都要哭，男人排成长队，女人在幕后准备丰盛的饭菜。来参加追悼的人可能要花大钱、走远路，争取按时—穆斯林传统规定的日落时分—赶到。如果赶不到，至少也要参加40天之后举行的第二个哀悼仪式。
来哀悼的人有多少、痛苦的程度有多高，也标志着死者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你不认识、或者不喜欢死者，最好把心藏起来。所有的乌兹别克人都能做到。一次有一个朋友对我形容，我们乌兹别克人就像是橡皮泥，我们能调整，把自己塑造成适应局面，我们求生存。
卡里莫夫的一生也是一本求生者的日志。他1938年出生于撒马尔罕，那是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想象一下，饥饿、困苦的年代和地方，一个绝望无助的家庭只能把儿子送进孤儿院。
原来我有一张照片，是卡里莫夫1940年代的，照片上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他是其中之一。我真希望自己保留下来了那张照片。悲哀的是，我把它留在我们在塔什干的办公室了。卡里莫夫2005年确实曾经把一名BBC记者赶出去，那名记者就是我，我匆匆忙忙离开的。据说，卡里莫夫年轻时数学很好。他没有亲戚，没有关系，全靠自己主动往上爬，路径只有一条：通过共产党。他步步上升，直到前苏联解体、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卡里莫夫当上了总统。
我还记得90年代初期的卡里莫夫，有活力，口才很棒，完全不是后来那副僵硬呆板、老态龙钟的样子。他可以同时表现的既严肃又和蔼可亲。我还能想起他的一次演讲，其实我还有录音带，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他说的是西红柿，乌兹别克人可以做全世界最棒的西红柿酱，根本没必要买那些进口的烂货。当然了，听着有点好笑，但是，他讲话的方式保证能让人听得懂，能让人觉得安全、自己也很重要。
此后，一代乌兹别克人已经成长起来。现在总人口三千万，平均年龄只有27岁。你自己算算吧。这就意味着，对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从来没有过没有卡里莫夫的时候。如果为卡里莫夫之死留下的眼泪中有一些像是鳄鱼眼泪的话，也有许多是真心实意的。
人们说，“在我们国家，没人挨饿，没有战争。就算他确实曾经从国家预算里给自己拿走了一点儿，唉，政客不都是这么做的嘛。至少，他没有像我们这一片儿其他国家的总统那样干疯狂的事儿，比如给自己修建金宫殿、纪念碑，或者在沙漠里修溜冰场。”人们还会反问，“外国人为什么老指责他？你们什么毛病？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和生前一样，卡里莫夫死后仍将主导乌兹别克斯坦。他并没有创建那个让他成为强权总统的专制体制，但是他确实曾经操纵、维持这个体制，把自己嵌入乌兹别克人的心中、脑中，程度之深，以至于只有很少人可以想象未来怎么会没有他。死后能在“活着的王”安息的地方长眠，肯定是有原因的。(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