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古董时装”持续走红时装界，时装档案馆也越来越受到追捧。各大品牌开始投巨资建博物馆，用来收藏旗下历年推出的时装系列，精明的年轻设计师则从客户手中回购时装，或是从藏家手中和博物馆竞拍回珍稀限量款，以丰富自己的藏品。
很多品牌公司如今用自己的馆藏举办展览，作为扩大自己品牌影响力的手段。皮埃尔•贝尔热-伊夫•圣•罗兰基金会(Fondation Pierre Bergé-Yves Saint Laurent)建于巴黎与马拉喀什(Marrakesh)的两家博物馆将于2017年秋季正式开馆，用来纪念品牌创始人伊夫•圣罗兰的杰出成就。古驰博物馆(The Gucci Museum)2011年在佛罗伦萨开馆，它近日宣布收购汤姆•福特(Tom Ford)担任古驰创意总监时期所推的时装。米索尼(Missoni)各个时期推出的时装不久前也在伦敦时装与纺织品博物馆(Fashion and Textile Museum)展出。
“如今各大品牌开始意识到：若要成为底蕴深厚的品牌，就得通过自己各时期推出的时装讲述前世今生。”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时装策展人索妮特•斯坦菲尔(Sonnet Stanfill)这样解释道。“时装档案能有效启发设计灵感，也可友情参展，还能自办品牌回顾展。”
自由策展人肖纳格•马歇尔(Shonagn Marshall)对此也深以为然。 为了参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15年举办的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野性之美”时装特展(Savage Beauty)，他精心收藏了对方各个时期设计的时装；他还致力于克里斯蒂安•娄伯丁(Christian Louboutin)以及已故知名设计师伊莎贝拉•布罗(Isabella Blow)的资料档案收藏。“建立档案馆的动机通常在于打造品牌意识，如今它与文化遗产紧密关联。收藏这些物品意味着传承历史–品牌没有它们，就谈不上有什么内涵。”
经营时装拍卖行的凯丽•泰勒(Kerry Taylor)是当今世界在复古时装、仿古服装及纺织品方面的老大。她经常把一些藏品回售给各大品牌，对方愿出巨资购买自己漏藏的款式。
“迪奥(Dior)、巴黎世家(Balenciaga)以及香奈儿(Chanel)这些时尚大牌现在真正认识到了回购老款时装的重要意义。”她这样解释道，“巴黎的香奈儿档案馆犹如一座光彩夺目、戒备森严的监狱，各种馆藏品都挂在滑动式黑漆柜中。老佛爷(Karl Lagerfeld)若想欣赏上世纪20、30年代的香奈儿款式，来这里就可以了，它们分门别类存放于此，依然光鲜亮丽。此举不仅巩固了品牌自身的江湖地位，而且当年轻设计师参观时，能够长时间驻足其中，汲取设计灵感。”
皮埃尔•贝尔热曾是圣罗兰的情人及长期商业合伙人，圣罗兰创牌后不久，他就开始着手创建品牌档案馆。此举颇有先见之明。“1964年，伊夫第一次决定收藏自己设计的一款裙子，这距我俩创牌仅过了两年时间。”贝尔热回忆道。“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款他爱不释手的棕色蕾丝裙。”
皮埃尔•贝尔热-伊夫•圣•罗兰基金会逐渐成为规模空前的博物馆。“除了收藏的5000件时装以及15000件配饰外，我们的档案馆还藏有最原始的草图以及工作室的规格表、采集板和大量时装类新闻稿、照片及视频。”他继续道，“每一件馆藏品都存放于最佳环境中：空调、湿度控制以及耐酸纸。大约10位(多为训练有素的博物馆专业人员)负责藏品的保存及归档。”能与普通民众及圣罗兰设计室诸负责人(其中包括新任创意总监安东尼•瓦卡莱洛(Anthony Vaccarello))共同分享圣罗兰品牌的辉煌历史，贝尔热对自己的成就颇感自豪。“自我们2002年退隐江湖后，档案馆一直向圣罗兰的设计师开放。前任创意总监艾迪•斯理曼(Hedi Slimane)来过很多回。他从圣罗兰上世纪60年代的设计理念借鉴颇多，他是圣罗兰时装的鉴赏大师及超级粉丝。安东尼•瓦卡莱洛一上任，就请求来档案馆参观。”
大家可能会认为：大多数创意总监可随意“支配”所在品牌公司的馆藏档案，但事实并非如此。戴姆纳•瓦萨利亚(Demna Gvasalia)今年新晋巴黎世家新任创意总监后，曾花了数周时间泡在档案馆；他的早秋系列主推印有巴黎世家品牌标识的特大款羊绒围巾，它们与上世纪30年代的款式一模一样。但瓦萨利亚的前任尼古拉斯•盖斯基埃(Nicolas Ghesquière)1997年出任巴黎世家设计总监时，则境况大不相同。
盖斯基埃好多年都无法进档案馆参观，部分原因是其馆藏品并不真正属于购买巴黎世家商标名的开云集团(Kering)，部分原因是他与档案馆的钥匙掌管者玛丽亚-安德蕾•朱维(Marie-Andrée Jouve)关系紧张。他到了2002年才获许入馆，当时巴黎世家已被新东家古驰收购。
有些档案馆则完全毁于管理失当。“纪梵希(Givenchy)档案馆如今成了业界耻辱。”凯丽•泰勒叹气道，“于贝尔•德•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的档案资料从来没有准确分门别类。他们的档案馆工作人员经常变动，完全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贝尔热与圣罗兰则是建立档案馆的开天辟地者。“如今大多数知名时尚品牌的档案馆都比我们逊色。”他说，“它们在上世纪90年代才意识到设立专门档案部的重要性。”
如今古驰也建有自己的时装博物馆。20年前的它在这方面可是白纸一张。“1997年，我们从无到有开始组建历史档案馆，当时整个理念非常新颖、颇具前瞻性。”古驰档案馆馆长葛拉齐拉•文内里(Grazia Venneri)解释道，“遗憾的是，古驰家族过去从不保存自己所推时装的样品，我只得进行系统调研与收购活动；求助于名人与个人藏家，以及与拍卖行及旧货店合作。2013年我离开古驰时，已经收集与归类了5000多件时装以及大约2000件文档和老照片。”
亚历桑德拉•阿雷齐•博扎(Alessandra Arezzi Boza)协助建立了意大利另一知名品牌璞琪(Pucci)的档案馆。“我最初看到的是堆满各种箱子的大仓库。”她回忆道，“璞琪在2000年前一直是家族企业，总部就设在自家豪华别墅里，因此建立档案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一切东西都完整保留着–照片、素描图、纺织品印花、媒体文章，当然还有推出的所有服装及配饰–总数超过3万件。但所有东西需要分类归档以及‘激活’。”
积累成功经验后，博扎与文内里随后组建了拓展至战略筹划的咨询公司。除了与急切发挥自身悠久传统的意大利大品牌合作之外，他俩还计划助设计新锐以一臂之力。
对于年轻设计师来说，是否保存自己的时尚作品，在于自己能预知到将来必定会功成名就。此举似乎显得有点不切实际。“关键在于你如何定位自己的未来，对初出茅庐的设计师来说，这样的想法的确有点不可思议。”肖纲格•马歇尔说。此外还有设立档案馆的费用与场地。“你不仅需要建馆的场地，而且还需要必要的存储设施–存放无法挂放东西的窄平抽屉、横档、包装档案的薄纸、人手、相机以及电脑。”斯坦菲尔说，“追求短平快的话，东西就会堆积如山，失序自然就随之而来。”
不间断保存好自己作品需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年轻设计师可求不可得，即便内心存有收藏以及借鉴自己昔日劳动成果的意向，大量经费需求有时意味着得通过特卖活动忍痛割爱部分藏品，抑或说永远失去它们。“亚历山大•麦奎最早是用自己设计的时装支付费用。”马歇尔说，“他失去自己的一款时装的事众所周知：一次时装发布会后，他把时装放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附近某俱乐部外的塑料垃圾袋里，因为他没钱把它们存放于衣帽间。”这套时装就这样永远消失了。“随着亚历山大•麦奎品牌知名度越来越大，档案馆的藏品也愈加丰富(他2010年离世后尤为如此)。萨拉•伯顿(Sarah Burton)经常从中汲取灵感。”
伦敦设计师加雷斯•普欧(Gareth Pugh)的时装曾在大都会博物馆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展出，在没有正式档案专业人士帮助的情况下，他尽最大努力收藏自己的作品。“最大的费用是存放场地–伦敦每平方英尺的租费价格不菲。”他说。
埃德姆创意总监埃德姆•莫拉里奥格鲁(Erdem Moralioglu)也竭尽全力收藏自己的一切作品。他与普欧把收藏的时装存放在自己工作室外的存储设施里。与普欧一样，莫拉里奥格鲁也是在毫无档案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努力为之，尽管他最近打算聘请一位。与香奈儿、古驰等大名牌一样，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传承的重要意义：2015年，他运用自己创牌10周年纪念活动之契机，集中展示了自己过去所推时装精品。
“在做的过程中，自己很快意识到漏藏了好多款式。”他这样解释道，“纽约有位设计师收藏了我平生首个时装系列的一款裙子(我自己却没有这款藏品)。所以我非常想从她手上回购它–买回自己设计的时装真是件逗事。”在他看来，如此折腾完全值得。“我们所有人都是自身劳动成果的一部分。”他说。
没错，若用例子来说明品牌与档案馆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的话，最合适的莫过于赫尔穆特•朗(Helmut Lang)。2005年，朗决定退隐江湖、其同名品牌由普拉达(Prada)收购后，他竟用工业粉碎机把所收藏的6000件时装作品一毁了之。
各大品牌建立自己档案馆的兴趣日渐浓厚，私人藏家的数量也是与日俱增。“有些藏家的藏品甚至比时尚品牌公司自身馆藏都要丰富。”斯坦菲尔坦承道，“这意味着各大品牌公司博物馆得继续努力。”凯丽说，“这些博物馆预算不多，若要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时装档案馆，那么就得优先发展，因为时不我待。”
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男装创意总监金姆•琼斯(Kim Jones)每天都可从公司包罗万象的馆藏作品中汲取设计灵感，但他个人的路易威登藏品也异常丰富(时间从1971年直至1992年)，其中包括了300多套时装，它们应有尽有，从上世纪80年代行为艺术家利•鲍厄里(Leigh Bowery)的夜店装束到薇薇恩•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的珍稀款朋克装。他想最终把它们付梓出版或是举办展览，但他每天都从这些藏品中汲取灵感。他最近还认识到了这些藏品的价值。“最近投保这些藏品时，自己才意识到它们价格不菲。”他说。
“价值是个让人感兴趣的词。”马歇尔说。她认为，就琼斯而言，正是这些前世今生的故事与社会历史意识让时装档案馆意义非凡。泰勒也持同样看法：“这并非赚钱的捷径。”而且，不管是个人还是品牌公司承担兴建档案馆的重任，都极需持久耐心。“做这事得持之以恒、长期为之。”泰勒停了一会儿说，“但这些藏品可能会变得价值千金。”(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