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会败落，特别是当它们遭遇灾难性的环境变化而无力应对时。
约旦的佩特拉(Petra)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原因是凭借纳巴泰人(Nabatean)修建水坝和沟渠的非凡技艺，这个城市能够最大化地利用稀缺的水资源。然而，随着商道改从巴尔米拉(Palmyra)等与之竞争的城市穿过，人员、商品、香料和黄金的流动绕开了佩特拉–这些是使佩特拉富裕的因素。佩特拉那些受古典文化启发在岩石上凿成的建筑，变成了一个失落文明的遗迹。
这样的命运或许也会降临到“对讲机”(Walkie-Talkie)和“奶酪刨”(Cheesegrater)的头上。这两座建于伦敦金融和地产行业鼎盛时期的大厦，有一天也可能会被视为一个失落世界的遗迹。不久前当伦敦还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之中时，这样的想法可能显得像是无稽之谈。但是在今年6月23日，英国其他地区在公投中选择了退出欧盟(EU)，这让伦敦的前景骤然变得糟糕起来。
伦敦和其领导者现在面临着5种可能的前景。从其他遭受过类似冲击的城市中随意抽取的模型预示了这5种前景，伦敦会走上哪条道路呢？
衰落
关于衰落的城市，现代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那些跟不上变化的单一工业城镇。美国俄亥俄州的扬斯敦(Youngstown)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上世纪70年代末，扬斯敦成为美国萎缩速度最快的城市，钢铁业分崩离析，人口从17万骤降至6.5万。以排外的园艺俱乐部为核心组成的市政领导层相互攻击，导致原本的经济冲击进一步恶化。毫不奇怪，扬斯敦吸引不到外来投资和新的人才。相比之下，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规模相当，但具有协作精神的外向型钢铁城镇阿伦敦(Allentown)则实现了复兴和繁荣。
不过，城市衰落最著名的例子是底特律。自1950年以来，这座城市失去了超过100万人口以及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市中心大量房产依然空置，它们伫立在那里，静默地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衰败，并让每一个从更繁荣的城市来到这里的旅客惊叹：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么多糟糕的事。杀死底特律的不仅仅是经济–日企在汽车制造业的崛起–还有市政府的腐败，以及白人和黑人中产阶级从市中心迁往郊区。周六早上在底特律市中心的东部市场(Eastern Market)走一走，颜色和气味都没有这里的喧闹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底特律市中心荒芜的街道常常就像是静谧的小村庄一样。听起来不像是一座城市。
如果在伦敦工作的欧洲人才因为怕自身受到排挤或者因为经济前景黯淡而逃离，那么伦敦就会陷入困境。过去10年成为科技企业聚集地、由仓库改造的房子如今价格高企的肖尔迪奇区(Shoreditch)再过一个十年可能重新变得“贫穷但性感”。
乍看之下，伦敦发生人才逃离的可能性不大。德勤(Deloitte)年初发布了一项分析结果：伦敦拥有170万高技能人才。得益于科技业的发展，这类人才仅在过去3年中就增加了23.5万人。伦敦的高技能工作岗位比纽约多55万。许多高技能人才来自海外。每3个伦敦人就有一个是在海外出生的，每10个伦敦人里就有1个来自欧盟其他国家。
在伦敦四处看看就会发现：这座城市拥有着充沛的活力。年轻、精力旺盛、数量比巴黎、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三个城市加起来还多的人口推动着这座城市运转。但是伦敦不能自满。如果1年流失3万名高技术移民，只需严格控制移民10年，伦敦的高技能人口就会因为英国退欧而大幅减少。如果失去那些无法通过积分制移民体制的人，伦敦会怎样呢：比如来自欧洲经济区(EEA)其他地方的8.8万名建筑工人、7.8万名餐饮服务业从业人员，以及5.7万名行政人员？在一个依靠创新、知识和文化驱动的经济中，金钱是随着人才走的。伦敦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留住人才。
向内转
另一种前景稍微没那么可怕，那就是伦敦可能会回到过去：从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再次变回一个英国的城市。英国退欧可能会导致伦敦再度“本国化”。
伦敦可能会回归其在上世纪50年代扮演的角色，当时伦敦举办了“英国节”(Festival of Britain)，将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介绍给当代世界，当时该市芬斯伯里区的健康中心展现了关于英国的一个构想，即建立一种全国上下都能认同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现在伦敦终归还是大多数英国机构的所在地：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英国广播公司(BBC)等等。
英国投票退欧意在抑制伦敦，缩小其和英国其他地区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其他地区从此或许可以重新获得它们的首都，迫使伦敦与英国其他地区共享繁荣。工作机会不再只流向欧洲大陆，还会流向斯托克城(Stoke)和桑德兰(Sunderland)。伦敦可能会发展得更慢，但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如建筑评论家罗恩•穆尔(Rowan Moore)在有关伦敦(London)的著作《慢火城市》(Slow Burn City)中写道：“理想的情况是城市会慢慢的燃烧。它们的社会生态和物理形态应该通过变化而得到更新，而不是被变化摧毁。”
对伦敦来说，休眠几年真的那么糟糕么？物价更合理，定位更英国化，会让伦敦焕发新生。
在从国际大都市重新国家化的城市中，萨洛尼卡(Salonica)的例子最具悲剧色彩也最惊人。这座极其多元化的奥斯曼(Ottoman)城市在1430年到1912年间由穆斯林统治。在这座城市里，犹太实业家、土耳其军官、希腊商人、保加利亚贸易商等各色人比邻而居，萨洛尼卡的擦鞋童需要掌握八、九种语言。萨洛尼卡曾经是一座多元信仰的城市，直到20世纪初，在战争、经济萧条、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这座城市遭到了种族清洗。到1950年，这座城市的名字变成了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城中95%的人口都是希腊人，几乎全部都是基督徒。
伦敦不会遭遇那样的命运，但它正受制于一种认为应该更多着眼于国家认同的政治观点。就如泰勒•布鲁勒(Tyler Brûlé)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撰文指出的，对于伦敦的未来，一个略微不同的模型是蒙特利尔(Montreal)。上世纪80年代，作为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借着给予法语人群更大平等的名义，疏远了说英语的国际商业界–不过那个时候商业已经在向多伦多迁移了。批评者说，这样的结果是让蒙特利尔成为了一个忧郁的城市，纵使其有很多迷人的老街，但是那里的房屋和商店都被木板封上了。捍卫者则说，蒙特利尔满意于自己的境况，它是跨文化创新之乡，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就是代表，它还忙于推动本土社会创新。
当然，“再国家化”需要前提，那就是要有个浑然一体的英国，这样伦敦才能够代表英国。这同样一点都不能确定。
欧洲飞地
对伦敦来说，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坚守过去20年来形成的欧洲身份认同，成为一块欧洲的飞地，即使英国其他地区都怀疑欧洲。西柏林就是一个例子。在柏林墙修建起来以后，西柏林就成了敌意重重的东德中的一块飞地。西柏林仅仅依靠一条狭长的铁路线与西德联系；而穿越英吉利海峡隧道的高速铁路将扮演起这个角色。
只有在定义公民方面发挥极大创意，才有可能使伦敦成为一个欧洲飞地。科技共同工作空间Second Home创始人罗恩•席尔瓦(Rohan Silva)提议，伦敦可以实施一套自己的签证制度，允许人员在伦敦和欧盟之间自由流动，只要人们在伦敦生活和工作。那么，在伦敦进入单一市场和对欧盟财政的贡献方面，想必需要复杂的安排来作为配套。伦敦的一名主要政治人士对这个签证计划的描述如下：“这绝对是一个疯狂的主意。我们100%支持。”
英国可能不得不再次把伦敦想象成“欧洲经济特区”，就像深圳作为中国面向世界其他地方的门户一样。一个替代方案是，伦敦可以效仿像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Charlotte)这样的移民门户城市，发放本地区自己的身份证，让没有正式获得英国国籍的人也能使用当地的服务。在积分制移民新政下没有攒够分数的人们就像是古代雅典的外邦人：永久居留在这座城市的外来人员。
然而，除非英国将权力下放给各构成国、各地区和各城市，变成一个更加松散的国家，否则以上这些情况都是不可能的。而由特里萨•梅(Theresa May)领导的英国政府并不愿支持这种松散组合，即使担任外长的是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是坚定的去中心化人士。要强行推动这样的转变，伦敦的组织形式必须更有政治性，并且发起一场独立运动，或许还可以和其他亲欧洲城市，如剑桥(Cambridge)、牛津(Oxford)、布里斯托(Bristol)联合起来。
漂浮城市
第四个选项是想象伦敦只是漂浮在英国的版图之上，受到英国法律管辖的全球化城邦，和新加坡类似。
对于当前的危机，伦敦会以一个伟大贸易城市的一贯做法来应对–跟着资金走。目前资金都从亚洲来。把英国退欧视为机会、想要抢购伦敦的地产公司、历史悠久的品牌和科技公司的，正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投资者。伦敦市中心已经时不时像是泰晤士河上的迪拜。它也可以变成第二个山东。
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退欧可能会让伦敦因祸得福。日渐老龄化的欧洲已经被经济增长缓慢和由德国主导的紧缩所束缚。银行的就业高峰已经过去，因为人工智能开始让交易大厅变成无用之地。
对伦敦来说，这可能是转向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的机会。伦敦的长处在于它是一个务实的商业贸易城市，可以帮助塑造在世界各地蔓延的任何力量。就像迈阿密大体上是一个位于美国南端的拉美城市，伦敦也可以变成欧洲的亚洲前哨。
这种转变可能需要伦敦实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伦敦必须准备好接纳亚洲的企业、价值观和文化，在这方面，迄今为止伦敦只是漫不经心。上海一度是中国的西方飞地；伦敦也可能变成欧洲的中国飞地。我们正在习惯中国游客的想法；我们以后也会习惯中国房东、业主和雇主的想法。接受这个事实吧。
挺过危机
最有可能发生，同时也是最乐观的情景是，无论是在欧洲，在英国，还是在伦敦，每个人都凑合着对付过去，与此同时，上述4种情景的一些方面也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依然是欧盟的准成员，尽管条件会很严格，而伦敦是这样的英国的一部分。对此可参照希腊，伦敦则可以参照雅典。
英国保守党现在面临的挑战与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领导的希腊政府所之前面临的挑战很相似，后者因为纾困方案中的惩罚性条款威胁退出欧元区。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激烈反对这一计划，并借此在2015年赢得大选。然而，欧盟提出的退出方案太缺乏吸引力，最终大多数激进左翼联盟人士都放下自尊，决定留在欧盟。结果是该党出现了分裂。欧盟肯定也会对英国使出这一招：提供一个非常糟糕的方案，使得选择留欧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英国退欧协商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如果脱欧人士开始后悔，注意力也被其他事情分散；如果欧盟提供的退欧条款极度缺乏吸引力，那么退出欧盟的问题可能会再次变成一场局限在保守党及其分裂的派别之中的争论。
在市长乔治•卡米尼斯(Giorgos Kaminis)的领导下，雅典在这些危机中成为了城市韧性的典范。雅典不仅需要应对关乎存亡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还要同时应对涌入的难民。尽管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由中国政府持有多数股权，在纪录片制作人出身的政治人士阿马利娅•泽普(Amalia Zepou)的启发下，市民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协同自救，接手公园、公共空间、文化机构的运营，这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让雅典挺过了这些危机。伦敦必须效仿雅典，有足够的韧性去应对、将就、度过接下来的几年，直到类似常态和常识的东西再度回归。
“众城之精粹”
不管今后会发生以上哪一种情景，考虑到伦敦在过去数周经历的冲击，有几点显而易见。
首先，伦敦需要全新水准的有抱负的集体领导，不应该只由市长来行使领导权。伦敦的大学应该集思广益，为这座城市描绘一个更美好的将来。文化机构应该启动推广欧洲文化和价值观的项目。伦敦需要通过成千上万种日常行动向全世界展示，伦敦依然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少数群体不仅能在这里得到帮助，还会受到欢迎。在这个已经近乎自鸣得意的城市，现在是该市领导者激发人们行动起来的绝佳机会。其中的挑战比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2012年奥林匹克轻易达成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要大得多，但因此其中的机遇也要大得多。
第二，其他忍不住为伦敦的困境而幸灾乐祸的欧洲城市应该认识到，更国际化、创新驱动型的城市和更具民族主义色彩、更谨慎的内陆城市之间的断层线现在贯穿全球各地。不同国家的主要城市之间彼此的共同点，就如这些城市和它们所在国家之间的共同点一样多。有充分理由重建中世纪欧洲北部城市之间自由贸易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伦敦也是当年的汉萨同盟中的一员。一个市民化的、开放、国际化的欧洲非常符合欧洲各城市的共同利益。如果城市被地方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势力挟持，欧洲就没有未来。
第三，伦敦有惊人的再造能力，这正是因为伦敦有些混乱无序，并没有被过分规划。最重要的是，伦敦必须保持自己的多语性，就像16世纪的诗人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所说的，伦敦是“众城之精粹”(London, thou art the flour of Cities all)。
伦敦不是一个适合人们自怨自艾的城市。没人欠这座城市什么，以至于必须无偿供养它。伦敦必须是这样一座城市，人们会因为和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相处而感到兴奋。那些对此感到惊慌的人们应该在郊区和城镇过着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这对他们挺好的。他们应该让伦敦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即塑造在当下改变世界的思想和力量。(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