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阶层可以赢回信任，也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民粹势力在英国脱欧之后将取得更多胜利。但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开始造就新型政治家。新型政治家将兼具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在上月公投前夕被杀的英国工党议员乔•考克斯(Jo Cox)两个人身上的特点。
新政治家将不仅仅传递信息。她将是自己所要传递信息的化身，这样效果要好得多。因此，理想的情况是，她将跟都市精英阶层以外的一位普通人很相像。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是一名糟糕的总统候选人。相比之下，考克斯代表了英国的主流。她是一名工厂工人和一个学校秘书的女儿，出生在巴特利(Batley)这个英格兰北部的选区，最终她代表这个选区。这不仅仅是一个形象问题。平民背景的政治家往往能够领会普通人的生活和想法。
新政治家将已在政治以外领域工作过。考克斯来自慈善领域，特朗普来自房地产业。而且，就像在2015年从政的这两人一样，新政治家将没有两大现代灾难（伊拉克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污点。
新政治家将不受任何人的收买。希拉里应当成为最后一位收取大额费用在银行发表演讲的大党领袖。新政治家将避免这么做，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这从来不是推动变革的可靠基础），而是因为她想要当选。
新政治家将明白–就像特朗普那样–过去20年里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电邮、短信和社交媒体让演讲变得更加随意和主观。站在讲台前背诵字斟句酌、毫无瑕疵的演说词的政治家，反而会显得不真实。
过去8年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已成功地过渡到了随意语言模式：想想他在马克•马龙(Marc Maron)车库接受的“播客”采访，或者他在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没有剧本的《Comedians in Cars Getting Coffee》中的表演。特朗普一般通过推特发言，显得极为自然。
新政治家将表达乐观情绪，这是脱欧公投之前的留欧阵营做不到的。新政治家将是一位爱国者(不像不爱唱国歌的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但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因为那就是我们所处世界的现实)。她的爱国主义将不是类似“鲜血与祖国”(blood-and-soil)的陈旧内涵。相反，她将会构建一个“新的我们”，纳入老年白人工人阶级男子、都市时尚人士和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
她将对身为政治家感到自豪，而不需要借助厌恶美国或英国政治体制的平台竞选。毕竟，假装是一个局外人仅仅在第一次时管用，而且仅仅对你个人管用。如果你代表一个老牌政党，那么反对政治是一种自我伤害行为。
新政治家将多听少说。德国的温弗里德•克雷克斯曼(Winfried Kretschsmann)–成功当选保守的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州长的绿党人士–称之为“被听到的政治”。但他接着说：“被听到和被服从不是一回事。”新政治家将吸收其他人的观点，但接着要自己做出决定。
新政治家不必花太多时间听取改革受益者的意见，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跟统治阶层处于同一阵营。相反，她将认真倾听那些在改革中沦为输家的人群的心声。回想一下南非摆脱种族隔离过程中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吧，他总是在倾听白人–阿非利卡人(Afrikaner，南非的荷兰人)的意见，而且直接用阿非利卡语（Afrikaans，在南非使用的荷兰语）。如今，改革的输家大多是穷人。若要聚焦于他们，新政治家将不再像老派政治家那样念念不忘国内生产总值(GDP)，因为在不平等的时代，GDP扭曲了选民情绪的图景。
新政治家将带着原则上任，但原则不要太多。就连那些最成功的政治家，在任期内也只能实现两、三个目标。因此，新政治家将在上任前定下自己的关键目标，这是因为自就职起，她将被各种事件推着前行，难以关注大局。在任期中，她将聚焦于那些关键目标，并把其他所有问题都当作谈判筹码。例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想要减税，后来想跟苏联缓和关系。他对其他许多问题不怎么操心。曼德拉主要关注一人一票，但他在经济问题上很乐于做出让步。
如果新政治家在任上失败了，那么她的政党将会驱逐她。再次参与竞选的失败领导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和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都希望明年这么做–令自己所属的政党蒙羞。
不久前，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在高盛(Goldman Sachs)担任了一个疏通人脉的职位。被罢黜的新政治家很可能愿意追随他的步伐。我们需要出台新规阻止她这么做，因为精英们承担不起丧失更多信誉的代价。(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