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英文版“林妹妹有话说(3)”一文刊登之后，引起读者反响强烈。在该文也有简短中文说明，希望有能干人士将其翻译成中文。这不，当您看到此文时，就知道，美梦成真了。谢谢译者的精心时间付出，也希望大家喜欢。
尽管我是曾今教委候选人，对加拿大的政治体系熟门熟路， 在服务社区这么久，可是对我来说， 最近在中加政坛里， 上演的一场政治肥皂剧另我完全没想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大部分华人是一群勤奋，平淡，通常远离政治的人。
然而，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斥责iPolitics记者阿曼达·康诺利时，这一切都改变了。当时，阿曼达·康诺利问我们外交部部长狄安关于中国的可怕人权记录，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野心，以及最近香港书店老板的奇怪逮捕的问题。然后王毅打断并指责康诺利对中国及其政策一无所知，并且充满傲慢和偏见。
中国社会在这个事件上的意见是分裂的。激烈的辩论很快就在微信上展开，微信是一个类似于Facebook的流行社交媒体工具。安大略省国际贸易厅长，陈国治，为中国的人权纪录和王毅做了辩护。陈国治厅长和跟他观点类似的华人朋友们认为，王毅对阿曼达·康诺利所问“不当的挑衅性”问题的指责是正确。他们觉得不仅王毅向康诺利表达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打断”狄安并重申中国政府的谈话要点、恢复中国民族自豪感的行为也是富有“荣誉”感的。然而，另外一些华社朋友则感到王毅很粗鲁、傲慢，欠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应有的细腻。此外，他们对王毅抨击那些只是履行职责的记者的倾向相当反感。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不断的在人权问题上接受严格的检验。
事实上，中国人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话题。无论是陈国治厅长还是阿曼达·康诺利都不完全正确。他们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我们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在贸易谈判中加入人权议题有着多方面的、非奇异的细微差别。不幸的是，当谈到中国，我们所有的人都患上了近视病。
总有些时候，我们的记者想从预设的、符合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心态叙述故事。这一立场在过去20年中没有变化。
王毅说阿曼达·康诺利对中国知之甚少，而且没有深度了解中国的问题，这可能是正确的。当然，这也不应当剥夺她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有效尖锐问题的资格。
中国的人权在改善，但与王毅提出的相反，它不一定是中国政府的功绩，而更是来自于自己人民所提倡的公民参与。中国政府文革后正式结束“孤立主义的做法”，对西方打开大门。数百万中国人因为邓小平的激烈并积极的“开放”政策在国外旅游、学习。其“意外”的效果是人们目睹了民主治理和公民抗议的模式。从那时起，他们便带着这些“宝贵的学习经验”一起返回中国。
中国的崛起及其糟糕的人权记录吸引着全球的兴趣，却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实际上的反对派：公共知识分子。中国有着惊人活跃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思想可以对执政的共产党构成严峻挑战。公共知识分子是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组成：教授、教师、经济学家、律师、电视人物等。
矛盾的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却因中国压制性的政治体制而放大，这一体制中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工会，政客之间没有公开的分歧，媒体的存在旨在加强社会控制而不是促进政治问责。在这个体制中，知识分子辩论成为政治的替代品。在日常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在微博(中国版Twitter)上公开讨论公民话语、问责制、民主和自由选举的概念。
就在3个星期前，约80人参加了在上海图书馆的市政厅会议。其中有大学教授、律师、工作的妈妈、教师和白领专业人士。他们在那里讨论宪法改革和民主转型的需要。环保人士雷洋在与北京警方发生口角后死亡，公众要求重新调查这一案件，因为他似乎被警方陷害。谈话节目主持人，作家，时尚博主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形成了一个不寻常的联盟，他们动员和组织了“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的活动，数千人签署了请愿书，要求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调查。他们还成功地促成了反对警察暴力和滥用权力的公众舆论。《南方周末》，这是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常常因其编委公开拒绝共产党的宣传遇到麻烦。 南京的先锋书店，由CNN评选的中国最美丽的书店，经常举办免费的关于公民权利，劳工权利，气候变化及薪酬平等的讲座。两个星期前，在南京市，成千上万的家长在教育厅外和平示威，要求该厅撤销其未经咨询而取消40,000大学录取名额的决定。然而，我们却很少在我们的主流媒体听到这些故事。
严格检验中国的人权问题的重点不仅仅是让中国难堪。更是要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中国，人权是普世价值，如果中国希望登上世界舞台，就必须承认这一点。 除了千篇一律的重复那些老故事，我们还必须开始报导真正的改善。这不是为了取悦中国政府或向其屈膝，而是要赋予中国人民力量并让他们知道，通过强有力的拥护和参与，改变能够并且将会发生。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并不总是要做加拿大希望它做的事。我们的记者必须停止那些自恋或表现出道德优越感的习惯，我们必须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他们从“人民”转变为“公民”。正如《南方周末》，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所说， “我们不是斯巴达的奴隶，我们是雅典的公民”。我们要突出诸多通过艰苦斗争取得胜利的故事，我们需要纠正涉及到中国时的近视。是时候摘下我们的有色眼镜，通过现实的棱镜来审视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