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美启动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机制，实施七年来取得举世瞩目成效。IMF相关数据显示，2010-2015年间，用市场汇率衡量中国对全球增量贡献比最高年份2012年为68%，最低2010年16.5%，平均约为40%；美国最高年份2012年为42%，最低2011年8%，平均约为26%；两国加总贡献比在最高年份为2012年111%，最低2010年26%，平均约为67%。两国经济对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发挥举足轻重甚至一定程度支配作用，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两国关系最重要合作机制之一显然应与有功焉。
目前中美经济都面临新形势，构成六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的第八轮对话现实背景。就中国经济而言，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要用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五大理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目标，同时继续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改决定。短期形势突出特点在于经济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深入到最后攻坚阶段，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决策层保持定力，通过稳健积极宏观政策适度提升总需求，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进深层调整重头戏，并为经济新一轮景气增长到来创造条件。中国实践具有全球影响，杭州G-20峰会将为求解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难题提供中国视角。
美联储主席耶伦女士5月27日哈佛大学演讲显著增加了不久再次加息的概率。美国货币政策有望在加息通道持续推进，现实目前美国经济相对疲弱走势与自然失业率与潜在增长率的某种均衡状态大致兼容，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速从战后“4时代”回落到上世纪后期“3时代”后，进一步降到新世纪以来“2时代”属于规律性现象，难以用超强刺激政策人为扭转改变。货币政策进入加息通道，意味着货币政策刺激力度在一定时期范围趋势性递减，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可能会使美国政策焦虑感可能有增无减。
新形势下拓展深化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第一，要重视美国升息外溢效应并就此加强沟通协调。作为最重要国际货币国，美国升息会通过资本流动变化对包括中国在内新兴经济体带来外部影响。中国经济基本面较好有利于应对外部冲击，然而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度提升与目前经济深度调整阶段性特点，国际收支与汇率稳定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加强国际协调是保证政策转型平顺推进的必要条件，美国政策操作应密切关注并适当控制外部溢出效应，同时也应理解中国在汇率与资本账户开放的适度对冲措施。
第二，要在应对资产价格上涨与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合作共鉴。在新兴国经济快速追赶推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提升背景下，货币扩张不再仅仅表现为常规流量物价指数上涨，而是更易于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并派生金融风险。美国金融危机显示资产泡沫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国在后危机时期多年实施超常宽松货币政策，推动楼市股市价格上升到历史高位，引发对美国经济新资产泡沫与金融脆弱因素担忧。随着资产货币化范围扩大与程度加深，中国新世纪初年经济高增长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局部资产泡沫化因素，近年积极化解资产泡沫与降低过高杠杆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效。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应把防范资产泡沫因素与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合作互鉴的重要领域，通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与审慎宏观金融政策为两国经济平顺转型与行稳致远提供政策保障。
第三，应在钢铁等贸易争议领域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不过自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欧搞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危机被学界作为经济政策失误案例深入研究后，保护主义政策在主流国际社会总体不得人心因而很少有大国公开鼓吹倡导。当代具有保护主义倾向贸易政策，往往与双边贸易形势变化通过片面偏激解读引发贸易争端而起。近年中国钢铁业出口较快增长引发一些关注，中美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增加沟通理解。
随着经济调整深化，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与市场价格不同程度下降，近年钢铁出口确实增长较快带来产生一些矛盾争议。不过需要看到，新世纪初年钢铁业超常规增长，是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相联系的一次性过程，其扩张与调整虽受到体制不完善因素影响，然而无论是产量增速变化，还是空间布局与产品结构演变，更多是开放环境下市场机制调节产物。近年中国钢铁出口增加较快，主要受到阶段性产能相对过剩与价格大幅回落等市场行情变化推动，因而主要是开放环境下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产物，并非补贴等政策干预结果。对其短期影响应通过对话沟通合作方式加以协调，不宜以此作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理由。
第四，可对中美两国面临的ABMNT等结构性议题积极探讨组合破解思路。亚投行(AIIB)、双边投资协定(BIT)、市场经济地位(MES)、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NSRI与中国OBOR)、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等，是近年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以及区域合作领域面临的几个具有结构性议题，把这些议题英文名称的首个字母放到一起，或可称作ABMNT议题。其中有的问题如美国是否加入亚投行AIIB或中国是否加入TPP尚未正式提出，有的如双边投资协议BIT已经历多年谈判并可能不久取得突破，有的如市场经济地位MES问题虽交涉已久然而短期突破胜算较小，有的如美国新丝路倡议(NSRI)与中国一带一路规划(OBOR)潜在合作可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这几个议题的内容有别，显然需要给予相对独立的分析处理，不过从某个角度看也或可设想通过一揽子合作计划统一求解的可能性。组合求解有一个简单好处在于，即便特定议程表面看分歧较大难以合作，组合考虑仍有取长补短与捆绑设计形成对双方总体有利合作方案的可能空间。如能转换思路通过组合谈判取得突破，无疑将有助于显著提升中美经贸合作的压舱石、推进器与减震阀作用，并对区域与全球经济以及其他领域产生积极影响。这个思路是否合理可以探讨批评，如何细化也有待具体研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从前瞻性全局性视角出发，或许可以通过某种非正式方式探讨实施ABMNT一揽子合作可能性。
最后，要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加快推进中美地方与行业合作。自1979年中国湖北省与美国俄亥俄州结成中美间第一对友好省州至今，两国已结成43对友好省州和200多对友好城市。中美行业间交流也不断拓展日新月异，不仅涵盖互联网、高铁、清洁能源行业等高端行业合作，也包含农业、煤炭、会计这样传统行业，还延伸到影视、教育甚至家政服务等与消费民生密切相关行业。地方与行业合作以其特有的自生成长内在机制，更好地印证了习主席有关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点滴实践和积累”与“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的论断，对培育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具有特殊意义。
中美是当今全球大变革时代最重要新兴国与守成国，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历史实践，注定要面临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正如中共主席习近平所言：“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生命力所在。相信新一轮对话将会针对目前中美经济新特点，因时而动，对症施策，把中美互利共赢经贸关系推向新阶段。(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