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国《人民日报》头版又刊登权威人士访谈，引起国际国内不小震动。专家学者纷纷使用放大镜乃至显微镜对此作出评述，旨在解读和解释“权威人士”意见对现实的影响。然而，有时候，在现象级事件面前，也许在仔细放大后再用“望远镜”进行宏观测评，更能够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核心意图，从而在经济分析上超越经济，而终能为经济和形势的走向作出最为精准的预判。
身份决定性质
其实，“权威人士”的讲话虽然干货满满，许多政策意见却是已经在过往的各种精神中包含了，因此，仅仅对谈话内容进行条分理析的剥离、解释、分类，恐怕不一定能够最好的领会其中深刻含义。
首先要确定的，应是性质问题。明白性质，才能够推测意图。知道意图，方能够知晓问题所在、对象所指、方针所向。
发声性质，不由内容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可以更偏向是一次“定性”，也可以更偏向是一次“定调”。似乎都算是一种“把脉”，胸有丘壑，指点江山。然而，细细品来，两者不同在于，“定性”更像是对过往和现实的总结，虽然也提出展望，却是分析性和探讨性为主调。而“定调”则对于已经发生之事基本盖棺定论，重点在于对未来的规划，是指导性和指挥性的。
两者之间，隔着一个霸气侧漏的距离。这个距离的基础，就是“权威人士”的身份，究竟有多权威。每个领域，总有一些“权威人士”，即使能够出现在人民日报，也不乏有指向各界重要人士的可能。倘若如此，那就是“定性”意居多，重要诚然，不一定没有余地。
真权威旨在定调
然而，这位“权威人士”恐怕并非“区区权威”的人士。首先，作为《人民日报》，排版一向有极严格的规定。头版头条能够发谁的消息新闻，绝对不容错位。此次和今年1月及去年5月的“权威人士”均占据头版、二版版面，地位明确。
其次，《人民日报》社属侠客岛公号就曾经细细梳理“权威人士”的历史。《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的中国“权威人士”对时局所作评论，可以在《毛泽东选集》里找到基本相同的表述。此后他几次作为“权威人士”纵论时局的报道，也同样能在他的文集里找到。
最后，我们也不妨看看文章风范。文章挥洒自如，新闻要素均忽略，用词轻轻松松却又狠又准。
去年5月，他说，“这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头，有的可能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说全面收获，可能早期收获都见不到。但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今年1月，他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在推进过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结果延误了窗口期，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这一次，他说，“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对此，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一些经济指标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对一些经济指标下行，也别惊慌失措。”
这的确不是“底气”、更不是“中气”、而是“霸气”十足的表述。而且，这些话，相信大家在近两年也并不陌生。我不知道“权威人士”是谁，但是，“权威人士”的身份已跃然纸上。因此，这是一次“定调”，旨在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中发生的问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未来的发展划出道来。重要得没有余地。
定调
定的什么调？方式很重要。这些话，平时可以说，平时也都说过，不需要以这种“权威人士”占据权威版面的方式。没错，权威人士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出现，既然振聋发聩，那么，要的就是这种雷霆万钧、“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的挽狂澜于既倒的气势和力道。通篇逐字看来然后再通篇逐字忘掉，基调呼之欲出，那就是，改革。
文章从经济现状的定位为“L”型开始说起，旨在说明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任何过于乐观情绪都是危险的。对于短期内发生的任何波动也不应该抱着患得患失的心态。而应该做好长期作战的打算。这可算是第一重针对。
第二重针对则谈到“稳”的基础仍然主要依靠“老办法”，即投资拉动，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包括对一味加杠杆的批评和对去杠杆的畏缩。结果是经济运行的固有矛盾没缓解，一些新问题也超出预期。
第三重针对是谈到“解铃还须系铃人”，必须减少行政干预，需要政府自我革命。
三重针对的，明显是三种人，一是因抱有幻想还不愿意改革的人；二是还想使用旧有方式和观念而不是投向改革新方向的人；三是貌似改革却不能深刻从自身动手的僵化型。问题和对象指向何其明显。警告也既沉重又锋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处看，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最危险的，是不切实际地追求‘两全其美’，盼着甘蔗两头甜，不敢果断做抉择。”定调，就是这么简简单单却拨云见雾的当断则断。必须改革，继续改革，全心全意痛彻心扉的改革。不留余地，没有余地。
定的对吗？
对。
一季度整体表现均良好，但根本上恐怕还是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力度、强度上升引起的，而这又恐怕和货币政策的推进不无关系。事实上，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可说是特别复杂的形势下，需要更加整体的看数据及数据间的逻辑联系。从企业看，所谓“见底回升”之类说法，还嫌脆弱。从净资产收益率(ROE)看来，中国上市企业的ROE明显下行，降到今年一季度的9.1%，如果剔除贡献了三分之一利润的四大行，其余企业的ROE只有6.5%。而2015年世界500强平均ROE为11.01%，美国进入500强企业的ROE为15%。
从办法看，老办法确实不行。根据华泰证券估算，2008年至2015年，中国的国民总杠杆率上升了105个百分点。截至2015年底，中国实体经济部门（不含金融业）的整体杠杆率已经达到263.62%，远超过国际清算银行90%的标准。
基本面的确还稳定，但说危机不存在，那是掩耳盗铃。通胀和通缩看起来相悖而行，其实殊途同归，当今中国也同样需要警惕这种两难困境。鉴于此，对于“L”型的判断，恐怕非常正确。
未来如何？还有窗口期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已经悄然改变，中国发展至今的市场格局也已经悄然改变。我们在三十年里完成了大开大合，也积累了大量冗余，因此必须大破大立，解决一些扭曲，才能宏图大展。
全社会必须有这个共识，答案就在于改革，深化改革，深入骨髓的改革。别无他法。而我们也确实还有“窗口期”。一是政策还有余地。国家经济体量越大，政策弹性就越小，许多国家如欧洲、日本等货币政策已几乎到了用无可用的地步，而一季度证明我国政策尚有一定余地，使接下来的改革有其施展空间。
二是民营经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民营为5.7%，国有企业为22%。而虽然A股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只占10%的利润，增速却在这两个季度达到18.8%，25.5%。民营和新兴企业将在国家转型升级中起重要作用。
三是外贸结构在变化。外贸依然承压，但尽管总量下降，占全球份额在提高，而且商品、交易对象等结构也在变化。太阳能等新兴产业产品、一带一路伙伴所占份额在上升。贸易是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窗口现象，看到出口与国家产业升级的对应关系如何互动，才是最终能够靠内外需相辅相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转型升级成功的真正目的。
后记
权威人士指导经济，同时也不止是指导经济。改革既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而权威人士有着“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的决心，有着“功成不必在我”的耐心，有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信心，我们就应当要真正明白这其实是一番对改革动员坚定不移痛彻心扉的苦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继续。国际经济危象未除，国内经济压力仍存，可以乐观，但更需审慎。只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完成，就不应急着下结论。不必推测底部，不能走回老路，唯有改革不能辜负。这就是权威人士所述的核心。(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