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在江苏和湖北省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了部分公民以“教育公平、反对减招”为名的示威抗议。事件起因于中国教育部和发改委发布的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其中，作为本科优质高校最集中的北京市，支援中西部的计划只有5000个，这显然刺激了将调出3.8万个招生计划的江苏省。于是，一直风平浪静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被推到前台，遭受公众质疑。
一个视频显示，在政府沟通会上，情绪激动的家长恳请官员替考生想想。网上流传着江苏省官员在省政府门口的喊话视频，虽然诚意满满，但把公安系统官员推在前面，并不能让现场安静。另外，不属于此次事件的一个特勤人员暴打市民的视频流传，也刺激着一些公众。
中国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容忍度向来较高，像“服从大局”、“支援中西部”这样的、连在法国这种注重用政治团结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很难行得通的举措，在中国都是常识，百姓也理解。但为何家长仍忍无可忍、走上街头？除了前段时间江苏舆情受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影响外，多年郁积的“本省人考本省名校难、北京上海人考北大清华复旦”简单这样的社会潜意识，高考来临前家长本已非常焦虑的心理，在突然发布的支援计划这个导火索的刺激下，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
一
中国融合了复杂的国家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始于元朝、发展于明清的行省制，一直是维护大一统的工具，也是中央政府调节辽阔疆域内资源分配不均的政治工具。帝国时代的科举制度下，在行省制强化后，各省也因为教育水平不均和名额不等出现过冲突。明朝的南北榜案是当代认识最多的公案。
民国时期中国采用了美国大学的招生模式，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是1950年代之后的事，而“高考分省自主命题”，即以省为单位的高考制度，从2004年开始大规模推行。此次被质疑的支援中西部计划，是2008年开始实施。
把高考制度以及其附属政策放在上述三个、尤其是前两个主义的背景中理解，会显得言之有理。西部长期为东部贡献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现在发达了，东部支援西部无可厚非；在教育资源有限、分配不均的时代，这是个减缓矛盾爆发，帮助政府解决教育问题的相对合理的工具。
这也会让民主国家羡慕，因为很显然，在美国、德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国家和州政府很难说服一个州的纳税人，用本州的钱去支援另一个让国家头疼的落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问题。但显然，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并未珍惜这么一个宝贵的工具，对这么一项重大的、涉及社会和地区团结的民生工程，并未公开咨询专家意见、征集社会民意、事先公布讨论方案，而是直接大幅度调整指标，这显得欠缺考虑。
笔者在中国浙江有教职，也熟悉招生工作。笔者发现的事实是，和江苏一样，浙江近年高考报考人数开始下降，国家支援中西部政策的出台，对于地方是利好。但具体而言，就教师对享受了支援中西部计划政策考入的学生的观察来看，人们发现的问题是，同一专业新生的基础水平，确实存在着省份和地区的差异，发达省份或者中西部重视教育地区的学生，整体基础水平高，对各种新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快。对于老师来说，这意味着要花更多精力，给受政策特殊照顾的学生“补课”。
当然这也是教师的职责。但良好的意愿并不一定有收获。有的学生因为整个基础教育差距太大，无法跟上大学课程，但在目前教育机制并未对无法胜任的学生设立硬性的退出机制、以及一些地方以毕业率考核院校教育质量的情况下，高校并不愿意对未违反校规的学生做出留级或者劝退的处理，教师宁可在成绩上“放水”让学生得过且过，也不会做对学生和官方都不讨好的事。
二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现在不实行完全的自主招生，把选择学生的权利交回高校手中？
关于高考招生的讨论一直较多，比较理想的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取消高考，回到民国模式，像美国高校一样，自主确定招生标准，自主招生，由学校自主定名额、定标准，学生可以选择多所学校，实现完全的自由。一种是全国统一高考，不分地区设定招生指标，而是在统一的全国高考平台上，由高校自主选择学生，宽进严出。
后一种模式或许是更理想的模式，但目前中国教育资源稀缺，高校学术自由、声誉和信任尚未建立起来，中美体制不同，社会本身对腐败监督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参照美国模式完全由高校自主招生，并不现实。
首先是教育资源分配仍严重不均。在平均毛入学率仍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方阵仍未出现时，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是竞争激烈的稀缺品。虽然国家在加大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投入，但这种投入远远跟不上人口向东部发达城市聚集的速度。一方面，这种聚集是城市化发展的本身规律，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不均也加速了这种流动。
在教育资源所有权根本不同的情况下，贸然采取美国的运作制度，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何况，美国教育者也在反思目前的招生体系是否加剧了不公平。不少研究者也指出，像美国那样考核学生社交、人文素养、课外兴趣活动等所谓素质指标的自主招生，可能会更加减少欠发达地区家庭考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
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近年来高考自主招生改革试点高校出现的腐败问题。比如，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腐败丑闻，让推行这项政策之前公众的担忧和质疑成为现实，也使自主招生改革在短时期内难以大范围推广。
三
那么，在较理想的方案短期无法实现之前，能不能用什么办法，既完成国家的政治民生工程，又相对地满足教育公平？曾从中国学习科举制度、并将其作为本国考试制度基础的法国，在维护高考公平方面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思考。
法国在帝国时代引进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后，创立了其自身的考试制度，公共部门主要涉及公务员招考、高中会考和精英学校选拔考试。其考试模式到今天还有中国科举的影子，比如文科题目只有一到两道论述题。虽然法国教育体制和中国不完全相同，但以公共部门的公立大学为主、存在竞争性选拔性高考的模式，和中国有着相似之处。
法国没有完全中国的意义上的高考，但其大学校，即精英学校的预科班考试，激烈程度相当于中国高考。普通大学承认的是每年的高中会考，但由于一些基础学科，如医学、法学、化学等，仍集中在公立大学，所以高中会考也相当于高考，在好的大学、好的专业中，竞争仍非常激烈。从每年会考前的社会氛围，以及大城市中的课后辅导班，都可窥见其激烈程度。
在用高考维护公平的同时，法国大学内部以末位淘汰制保证教学质量。法国大学学制是欧盟标准的三年，但在每年的升级中，设置了残酷的淘汰制，比如笔者曾就读的法国某公立大学社会学系，大一新生有300名左右，但其中只有约150名能顺利升入大二，其余的要么留级，要么转专业，要么流向职业学院。今年巴黎还传出，医学院正在讨论在淘汰制基础上再实行抽签制，以缓解日益紧张的教学资源。
虽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等书中，分析和批判了法国教育的不平等，但在比较语境中，法国中央政府以社会团结的名义，用上述政策，较好地解决了因地区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教育不公问题，既保证国家意志得到执行，也尊重了高校的办学自主。
四
参照法国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以高考维护教育公平，保证欠发达地区普通家庭考生的入学机会，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而且可以说，中国在这些方面投入了相对较多的精力与资源。
但立意正确不代表实际政策的操作就科学、合理，比如社会诟病多年、网民广泛质疑的京沪户籍人口享受京沪优质高校资源的优先权。这也体现在了这次的支援中西部计划里。根据计划，有14个省份(含直辖市)划出21万指标支援中西部，本科指标中北京只有5000，上海相对较高，有1.1万，但都远低于江苏的1.91万。浙江虽然和上海持平，但对于只有一所“985/211”的浙江来说，这“割肉”的痛不比江苏小。
按照中国政府制定政策的逻辑，江苏优质教育资源多，所以“割自己的肉”支持中西部就要更多，既然如此，那比江苏优质教育资源更多的北京、上海教育部门，就更应该从本地招生计划中划出更多指标，支援中西部。但事实上，北京和上海并没有。
教育没有绝对的公平，不公平在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都会存在。掌握了教育政策制定及其它资源分配权力的公共部门，能否让公民看到消除这种不公平的努力，其制定的政策能否缓解各种潜在的社会不公心理，是尽量防止引起大范围冲突的关键。
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不平等、高考不公平暂时无法彻底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地做好公共沟通，也显得非常重要。在矛盾最大的三省，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不同，效果也截然不同：江苏激烈，湖北相对缓和，浙江风平浪静。湖北省在事后由教育厅厅长详细解答了的政策，让公众一目了然，消除了部分疑惑；浙江由于教育部门历年的公共沟通做得较好，也没有大的起伏。
但像江苏省5月14日发生的事件一样，不在事前耐心与公民沟通，事件发生时还把公安官员推到街头对话前线，在社交媒体封锁公开讨论与对话，这损害的不仅仅是对政府解决高考公平问题的信任，还有对国家和执政党的信心。
实行高考制度是现阶段维护教育公平的基本共识之一，公共部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努力，“阳光高考”、利用大数据完善志愿填报、试水自主招生制度等，都是朝向更公平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正确举措。
但要是此次事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变，如省份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京沪考生考本地名校优先等，全国范围内大众认为高考不公、高等教育不公的心理也不会扭转，人口向北京、上海聚集的趋势也会加剧。这不仅违背国家通过支援中西部政策来维护公平的本意，还会破坏正在进行的特大城市人口“去集中化”的战略，同时给中国社会带来另一项后果难测的风险–地方不平等导致的消极地方主义。(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