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旅游到过湖南，一定不会忘记当地导游反复告诉过你的：湖南乃是一片人杰地灵之所在。当然，你完全可能会认为这是虚夸–尤其是当你恰好来自沿海省份，则更是多半会在潜意识里将地处内陆的湖南当作一定程度上仍未开化的“蛮荒之地”。
不过倘若读过美国汉学家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著作《湖南人与近代中国》，对于这块土地的观感一定会大为不同。这部出版于2007年的史学专著，系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去年11月简体中文版问世。
事实上，当我们接触到这本书的标题时，即使不翻开书页，我们脑海中大概也已经闪现出了不少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湖南人的名字：晚清重臣曾国藩兄弟与郭嵩焘，清末变法的参与者谭嗣同、杨度，主导辛亥革命、手创民国的黄兴与宋教仁，企图重振湖南文化与教育湖南人的刘人熙与杨昌济，直至因献身湖南独立运动而横死的热血青年彭璜，而在这一干创造了历史的湖南人中，毛泽东因其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的特殊地位而显得格外耀眼，却也在某种程度上盖住了上述这些同为大人物者的光芒。
奇怪的是，尽管出现了这么多足可彪炳史册的革命性人物，湖南在不少人眼中依然是野蛮、闭塞、保守的代名词。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和有关这一时期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充栋汗牛的研究著作相比，关于湖南的专门研究实在寥寥无几，其中只有张朋园的《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这一种书影响较大。至于上面提到的那些看似零星出现的人物的作为，则常常被人们笼统地归结为“爱吃辣椒”的结果。而在身为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历史系教授裴士锋看来，如此含糊不清的解释，显然无法使人信服。他因此把湖南人的被无端忽视的历史遭遇归因于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中这样一种有待商榷的认识，即：中国的现代化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化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向内扩散，启迪了内陆。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因此理应受到挑战，只因成见就已形成，且牢牢根植于从历史学家到普罗大众的观念深处，极难扭转。而作者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透过几个湖南人的故事来质疑这一陈说。
从这一点来看，作者的确成功了。事实上，作为一部好看的学术书，这部作品不仅讲述了上述多位湖南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休戚相关的人生传奇，令人对现代史上的湖南人刮目相看，不再认为湖南人注定只是一群在近现代史上扮演了“流血”角色的莽夫，更为关键的是，它还为读者梳理了一条由湖南人自己开创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阐释了湖南在一种不为传统所拘泥的文化影响之下天生具有的离心倾向。正是这样一条或明或暗地出现在历史中的线索，在一定程度上为解释“中国道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
在湖南人身上，常有两种力量相互撕扯，构成了身为近代和现代改革者的湖南人的巨大张力。一种是身为湖南人的强烈的省籍意识，另一种则发端于同一时期兴起的、由湖南人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在这里，“湖南”与“中国”这两种认同的拉扯，正是湖南人心中的矛盾之处。
在中国，主流的历史记录和研究，往往存在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中国认同”。这一意识，由于近代以来的外力入侵而更显突出。事实上，历史学教育的一个任务，就是确立这种认同。如此，在很多人眼中，古老的中华文明版图似乎自古就呈现着目前的面貌，人们在书写和阅读历史时，也是下意识地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仿佛它从未有过实质的地理和文化变迁。但其实，这与历史真实是有距离的。
说起来，湖南人对自己本乡本土文化的认同高于国族认同，这一显著的传统还要追溯到17世纪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思想家王夫之那里。裴士锋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叙述了王夫之的作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被一名叫邓显鹤的学者重新挖掘、编辑，并在这场西方与中国的首次遭遇战后不久，以《船山遗书》为名再次刊行的经过。裴士锋试图通过对这段如今罕为人知的历史的勾沉，向读者揭示出一条激发近代湖南知识人本土意识的线索。他认为，在此后的岁月中，正是船山学社的创始人、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试图以重新阐释王夫之思想为契机，从中挖掘出可供湖南人享用的、强调湖南独立于中原的文化特质。这样的一种叙述，对强化此间湖南人的自我认同，尤其是将自己与大一统的“中国人”概念区分开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也在未来数十年间，多次成为湖南知识分子社会运动的精神支柱和经常的灵感来源。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1920年前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中的吁求：“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听起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后人眼中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在早期居然把湖南独立作为奋斗目标，“中国”或“中国人”这样的概念，彼时则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详细叙述了这一湖南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1920年，由于湖南将领赵恒锡赶走北方军人，局势变化更有利于毛泽东理想的实现。他和彭璜随即开展运动，并意图建立完全独立的湖南政治与文化实体，创建“湖南文明”，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赵恒锡只是利用自治派，随后很快就抛弃了自己曾经支持的主张，令湖南的自治运动昙花一现，但也正是藉由这一契机，当时湖南的激进青年们，包括毛泽东与彭璜及其创办的新民学会的成员，被迫在两种对立的路线中作出选择：究竟是融入到“忠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行动中，还是选择彼时日益流行的“直接反对所有国家”？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都选择了“世界主义”，而其实质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在当时看起来比民族主义更新、更有诱惑力的思潮，最终将他们带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其中很多人由此成为那一时期中国共产运动的中坚力量。这场发端于省籍意识的湖南独立运动，于无形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的政治版图。
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逐渐触摸到了一点历史的真相。在探讨清末民初的“联省自治”之时，今人通常仍然习惯于从中央主导的角度去思考，但读过该书，我们或许会发现另一个“自治”的版本，即将“省自治”本身作为原点出发来讨论问题。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图景是，当时的人们，或许恰恰视这种今天所谓“自下而上”的“自治”为正统，而以“中央集权”为特例。在这种语境之下，就如同作者所说，所谓的国，就是湖南，侵犯湖南的“帝国”则是中国。而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则毛泽东早年的“爱乡”言行与其后看似不一致的“爱国”或曰“民族主义”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实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湖南而言，中国好似压迫者，因此对湖南自治的呼吁，就如同裴士锋所说，乃是“前瞻的、虚拟的、固执的，”是对未来黄金时代的想象。“助长革命的，就是这种民族主义。”而之后，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则必然尊已然确立的政府为正朔，强调的是另一种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这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解释了湖南人虽在“省籍意识”与“民族情结”之间徘徊，而终能找到安生立命之所的原因。
当然，也有学者完全不赞成作者在书中对于“湖南人”的这番阐释，比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家、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先生。在他看来，如果认同了作者的解释模式，则湖南人就完全不是中国人了，而这在汪看来，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在我看来，本书仍然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提示了我们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可能性，也促使我们对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会有更多的反思与警醒。(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