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文件曝光，中国和西方均榜上有名。但中国封锁消息的做法，也引发全球对其解决腐败问题的诚意和能力的质疑。仿佛是对外界的回应，4月18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持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家属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试行规定，要求“严格界定经商办企业行为，细化规范程序”。
显然，在中国转型的特殊时期、在价值观和话语权西强中弱的现实下，中共一方面封锁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消息，但另一方面也借助外部压力迅速出台更为严苛的反腐败举措。
解读反腐
其实，自十八大中共大举反腐以来，西方主流就极少正面解读。要么认为只是内部权斗，要么认为缺乏透明和监督的一党制根本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美国学者裴敏欣甚至在最新的《美国利益》杂志上发表封面文章，认为反腐打破了党内团结，从而会成为中共走向崩溃的原因之一。
不过，中共对此还是信心满满，主导反腐的王歧山甚至发出“不信邪”的豪语。应该说，中共的自信也有历史和现象的依据。比如据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周边国家如俄罗斯、蒙古、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乌克兰等国(更不用说非洲的民主国家了)的腐败程度均超过中国，但只有中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这种鲜明的对比，西方很少去探究为什么，更不会质疑为何那些国家不能如同中国一样去反腐。
首先，大量事实证明，腐败的产生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上看，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腐败。仅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下半叶 经济起飞时期的美国也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被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所把持。参选各方都需要进行贿赂、舞弊，甚至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甚至总统的名字也可以借给商人为公司起名，进而用作商业诈骗。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制度与腐败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和中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许多采用西方制度的国家也都存在严重的腐败，而且多数国家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一点可从德国“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廉洁排名中得到验证。其次，非民主国家同样做到了高度廉洁。特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成为全球最廉洁的范例。这就是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华人社会的廉洁奇迹：全球排名第五，亚洲排名第一，远超英法德美日意等西方发达国家。目前，香港也是亚洲最廉洁的地区。比较奇特的是，在综合条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亚洲四小龙中，没有完全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程度却远远超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韩国和台湾。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是非常廉洁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的腐败迅速恶化。从李登辉开始搞黑金，到陈水扁家族亲信塌方式腐败，现在的马英九虽然个人很廉洁，但其亲信官员的腐败却屡屡发生。那么，何以蒋经国强人政治时期可以做到廉洁，到 了民主化时代反而恶化了呢？
腐败与规模
对中国而言，出现腐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规律的再现而已。而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则有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成功治理腐败的范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自然有信心打赢反腐战。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可以轻而易举，相反由于文化和规模的原因，中国的腐败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在富裕国家(地区)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新西兰、 瑞典、新加坡、瑞 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地区)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这说明了一个规律，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 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加深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关于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 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最终能够有效治理腐败，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就是腐败也是如此。西方学者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30多年来，中国虽然腐败一度很严重，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一直很高。
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遏制腐败
虽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共能够反腐败，但中共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地遏制腐败？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中国今天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距人均1万美元不过2,000美元的差距。而1万美元是公认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依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能很快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 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则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现代的为人民服务的自我标榜，再加上民本的政治传统，所以使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
美国学者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当然，在网络、智能手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中共息息相关。
再次，中共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地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
最后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都和反腐败直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败，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 到不能腐的转变。(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