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拜谒了布鲁塞尔市中心马尔比克(Maalbeek)地铁站外临时搭建的纪念碑，上月发生的恐怖袭击导致地铁站内16人死亡。这已成为欧洲常见的一幕：鲜花、旗帜、手写纸条摆满了栅栏周边。
这样的场景正催生出一种可怕的对比：有人说，西方正在回到1930年代。像那时一样，如今的我们面临着城市暴力、经济停滞、民粹主义崛起，还有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而“伊斯兰国”(ISIS)正试图扮演纳粹德国的角色。
与1930年代的类比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似乎更为可信的类比。马尔比克发生的一幕让我回想起我们中很多人如今正再次经历的那个十年：像布鲁塞尔的许多地方一样，马尔比克看起来更像1970年代。鲜花静静地躺在一幢野兽派风格的办公大楼下面，大楼的底层是停车场，旁边有一条四车道的马路。相比1930年代，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像1970年代。
像所有历史的相似之处一样，这一类比也并非完全契合：1970年代经历的是通胀，而我们面对的是不平等。但历史的回声十分响亮。那时的恐怖主义可以说更加血腥。如今，欧洲面对的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恐怖组织ISIS，而1970年代冒出大量地方恐怖团伙–从巴斯克分离主义势力埃塔(Eta)到联邦德国的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旅”(Red Army Faction)。1972年，仅在北爱尔兰就有479人死于“北爱尔兰冲突”(The Troubles)–差不多是2015年欧洲死于恐怖袭击总人数的3倍。但现在很少还有人记得安妮•马圭尔(Anne Maguire)，这位北爱尔兰母亲在1976年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后来割腕自杀。
你或许可以说，1970年代恐怖分子的目标是有限的，而ISIS试图进行一场足以毁灭世界的大决战。没错，伊斯兰主义圣战分子很有可能会像当年的纳粹那样对西方造成致命威胁–比如说，如果他们得到核武器的话–但是，在欧洲开始进行杀戮15年后，他们仍没有超越1970年代恐怖主义的维度。
不管怎样，1970年代的恐怖活动在当时看来并非那么有限。研究红军旅的专家理查德•霍夫曼(Richard Huffman)指出，该组织将恐怖主义本身视为目标，而非达到其他目标的手段。1970年代是一个历史大动乱时期，许多聪明的欧洲年轻人崇拜给中国带来浩劫的毛泽东。
像现在一样，那时的西方政府看起来很软弱。他们也遭受着精英腐烂的困扰：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因水门事件而辞职，而3个月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辞职，因为他的核心幕僚君特•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被爆是东德的一名间谍。
在英国，40年前的那个春天，即将离任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出炉了一份为有污点的商人授勋的“薰衣草名单”(Lavender List)，而自由党领袖辞职杰里米•索普(Jeremy Thorpe)因涉嫌授意谋杀他的秘密同性恋情人而辞职(后来他被判无罪)。
像现在一样，那时的西方政客尝试了所有经济理论。引发“滞胀”的1973年石油危机相当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跑步时突然倒下是政治疲惫的最佳象征，而英国首相威尔逊(私下的)表述最为一针见血：“我现在的麻烦是，我只拿得出对付同一类老问题的同一类老办法。”他的继任者吉姆•卡拉汉(Jim Callaghan)对内阁说：“早上刮胡子时，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会移民海外。等到我坐下来吃早餐时，我问自己，‘我能去哪儿呢？’”–如果想更生动地了解1970年代的阴暗面，可参考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所著的《Seasons in the Sun》和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所著的《Strange Days Indeed》。
1970年代的评论者经常预测极端主义者将执掌大局。1973年，英国工党重量级人物托尼•本(Tony Benn)在与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弗雷迪•费舍尔(Fredy Fisher)共进午餐后在日记上写道：“他认为，明年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右翼威权政府。”费舍尔并非随便说说：希腊、葡萄牙以及西班牙当时都建立了极右翼政府，而意大利常常貌似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即使在1970年挫败一场军事政变后也是如此。
但是，与1970年代的类比也给了我们抱以希望的理由。那时候，中间势力一直占据着主流，就像现在一样(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在西方经历了8年的经济低迷之后)。虽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占据新闻头条，但博彩公司打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将当选美国总统。在法国，去年12月的地方选举显示出，选民们将联合起来阻止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上台。鉴于历史学家很少关注失败了的反对派政客，特朗普将来可能成为2010年代怀旧电影中的一个客串角色。
同样在1970年代，西方担心的与俄罗斯开战并未变为现实。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将苏联的军事行动限制在“近邻国家”阿富汗，正如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并未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冒险之后继续挥军西进一样。
最近去世的大卫•鲍伊(David Bowie)、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yff)提醒我们，在1970年代的惨淡表象之下，创造性的力量正在酝酿。40年前的那个4月，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创立了苹果公司(Apple)–当时与他俩一起创业的还有罗纳德•韦恩(Ronald Wayne)，遗憾的是，后者在11天后将自己的股份全部转卖给他们，如今依靠社会保障金生活。和现在一样，创新不断地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推高了最终只会带来失望的期望值。
在政治上，当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时，1970年代宣告终结，但他们的解决方案也带来了新问题。2010年代将很可能以类似的方式结束，而不会迎来1930年代那样的大灾难。(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