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改革的起始点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纲”。30多年的经济建设彻底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现在的中国和以前的旧中国相比较已经面貌全非了，可以名符其实地称为“新中国”了。
可以说，中国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当时提出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但是现在，中国是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纲，还是有别的更重要的目标？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这关系到全中国人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纲”，可说已经或接近完成。中国和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这个任务时比较起来，已经焕然一新。改革开放前北京最高的楼是18层的北京饭店，而现在20层以上的大楼超过500座。改革开放前长江上只有两座大桥，去年年底已经有65座。更不用说过去根本没有的高速公路，现在有了11万公里，等等。总之，中国在完成经济建设任务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
但奇怪的是，国家建设得不错，社会财富极大增加，可老百姓的满意感却很不理想，社会到处可以听到不满情绪，人与人的矛盾没有减少，老百姓和政府的矛盾趋于紧张。这些情况说明，目前的努力方向不对头。当前的问题不是建设得不够，而是没有关心老百姓的幸福，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把工作的重点从经济建设调整到老百姓幸福。
如何增进老百姓的幸福感？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用可以计量的方法，即用计量财富来测量幸福感。他们往往最终得出的看法，是从财富分配关系角度来看幸福感，认为分配不公是不幸福的原因。可是这种方法引起的争论非常多。
显然，幸福固然和物质享受有关，但物质享受绝不是幸福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物质只是能够被看见的部分，而幸福感是一种感觉，是看不见的。正因为如此，研究如何获得幸福就非常困难。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非常不同，莫衷一是。
我认为不妨从反面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妨碍了人们获得幸福？我们与其直接去追求幸福，还不如取消那些妨碍获得幸福的因素。
根据马斯洛对人类的需求分类，安全属于基础需求，没有安全别的都谈不上。拿这一点来衡量，在中国社会里安全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当前，不同的人群都有不同的安全问题。富人因为感到自己的人身和财产不够安全，纷纷移民去更安全的国家；穷人的安全受到侵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行用武力捍卫，这就是群体性事件。这两类社会现象是中国所特有的。这清楚地说明，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够安全。要让中国人感到幸福，就先要改善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靠什么来保障？对强盗和小偷的防御靠警察，即国家的治安机构。对国家滥用权力侵犯私人生命财产的防御要靠法律，特别是宪法。而恰恰这一点，是中国的薄弱环节。在中国，特权阶级在很多时候是法律管不到的。比如，薄熙来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有特权，他的妻子竟然敢犯下谋杀罪，死者是外国人。这个案件被掩盖了几个月，而且最后被揭发也不是靠中国自己的检察或公安机构，而是靠美国的介入。由此可见，连身份特殊的外国人在中国都缺乏安全保障，中国人自己就更没有安全感了。
因此，在国家建设获得巨大进步之后，当前的中国应该更关心老百姓的安全。而解决老百姓安全问题的核心是法治和宪政。但是目前官方号召的目标仍然是小康，这还是一个财富目标，而不是安全目标。在极其贫困的时候，吃饱穿暖无疑是大家奋斗的首要目标。现在中国人挨饿受冻的人已经是极少数了，中产阶级更是为数众多，他们所关心的不再是财富或收入问题，而是安全问题。将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增加财富转变为提高安全，此其时矣。(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