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喜欢打开报纸去观看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如同儿童喜欢喋喋不休地描述其一天的事情或“人们喜欢看熟悉场景和人物的小说或电影”？对此，麦克卢汉的回答是：“因为对理性的人来说，在新的物质形态中看见或认出自己的经验，是一种无需代价的生活雅兴”。这是他所谓理解媒介的关键。晚清报刊的出现似乎更加让人兴奋，其引人之处除了这种“再现”，更在于人们处于一个巨大国家消息封闭的政治制度下，报刊可以披露给普通人过去难以知道的事情，并提供一个可以讨论、批判的渠道。可以想象，这可以让那些第一次接触这些新式印刷报刊的人以怎样的兴奋和启发。
从《六合丛谈》开始，关于时局和变法的讨论已在西人主办的报刊出现。1870年，《万国公报》前身《教会新报》连续发表了赫德的《局外旁观》、威妥玛的《新议论略》，均讨论中国变法问题。《万国公报》更是成为公认的中国维新改革的重要启蒙报刊。对于出版更多非宗教内容的这种趋势，即使从宗教本身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即李提摩太所言：“政治与真正的宗教就是无法分开的”。他反对用神圣和世俗的区别划分上帝创下的人类事务，其本人担任天津《时报》主笔期一年期间共写了两百多篇社论，很多涉及时政，后来部分编辑成《时事新论》一书于1895年通过上海广学会出版。
不过就讨论的公共性和日常性而言，报刊舆论的建构和批评监督角色的呈现主要来自《申报》，正是这张报纸让中国人初步意识到包括官方决策在内的一切问题，皆可以用公开的方式进行社会讨论，而非昔日威权政治之下的单向下达或命令。
《申报》的公共舆论建构能力，首先奠定在该报内容的广泛性和读者的大众化之上，这让其拥有了史无前例的读者群和介入日常公众生活的能力。在内容方面，《申报》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传统中国旧报刊区别，强调自己的“新”，后者的重要体现为内容的宽泛和民间化。在回顾自身历史的一篇文章中，该报描述称“中国昔年只有邸抄(邸报)，并无报纸”，“只涉朝政，不涉细事（民间的事情）”。而正是这些所谓的民间细事，让《申报》迅速拥有大众读者群和影响力，令报纸出版后在市民中反应热烈，而之前的报刊如《上海新报》(1861)、《六合丛谈》(1857)等诞生虽早，不过范围却限于少数知识精英。《申报》则从1972年创刊时销量600份，迅速猛增到三年后的日销6000份，以及此后1877年的近万份。此外，该报于1876年创办了白话文《民报》副刊，以半个铜板的低廉价格使读者人群抵达底层工匠和手工业者，因此说这张报纸走进上海附近的千家万户并不夸张。该报1887年刊发了一篇自信的自我宣传文章：《论本报之销路》，其中描述了自己如何成为大众喜爱的读物。文章称，“余尝闻之售报人言，皆谓阅报之人市肆最多”，而对诸店调查为何喜欢阅读所得到的回答是：“《申报》文理不求高深，但欲浅显，令个人一阅而即知之。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则数十人，少则十数人，能识字即能阅读。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演文墨”。
与此同时，《申报》将自己的报道范围拓展至国家政治层面，从一开始就宣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879年后所谓“清流”崛起于中国官场，无意中给了《申报》更多机会，后者得以设置和引发众多热门“议政”话题，并因此“形成体制内言路和体制外言路的交汇，使大批学士、大夫关注《申报》并成为其读者群。到了1890年前后，很多上海的士绅已养成了按日卖阅《申报》的习惯。从国家大事、世界时局到天气、物价等等，无不如此。《申报》全面“培养”读者对自己的依赖，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传媒效果。
虽说自创刊起，《申报》也对旧式文人骚客的“竹枝词”大力刊发，成为其寓教于乐的一个内容，不过这显然并非报纸全貌，而只是内容产品之一。作为一个综合性报纸，该报在内容乃至广告方面，长期以花样众多、涉及广泛著称。其成功的核心更为重要的，在于其大规模的新闻报道和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报刊讨论，这些讨论围绕公众关心的话题展开，因此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种方针从创刊伊始即有明确意识，而非随意与偶然。
如在《申报》创刊首月的言论中，就有如下言论：《拟易大桥为公桥议》，《拟建水池议》、《团练议》、《治河议》、《拟请禁女堂倌议》等。很明显，上述话题不仅涉及社会公众话题，且很多讨论无法避免地将矛头指向当局。这事实上已在试图将幕后的官方政治决策引向公开化。此外，一批引发社会关注的报道有力挑战了旧有政治制度（司法），相关官员不久就不得不发现，他们无法忽视这个报纸的报道和观点。 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事件中，王汎森认为“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如何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官方的意识形态等，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在此过程中，报馆和报人事实上已在悄然建构着自身的“势力”。可以说，《申报》通过日常新闻的报道和言论，奠定了中国报刊讨论的合法空间，构建了一种体制外的舆论影响力。
对作为读者的民众而言，《申报》所形成的“体制外言路”，其中的大胆报道和议论，带有一种权利暗示，即包括官方政治在内，一切皆可以讨论、参与甚至反对，而渠道就是报刊这一新式大众印刷媒体。由于此种讨论发生于官方传统控制力之外，且以代表民众的面貌出现，对政府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压力，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加以回应、互动。《申报》动用报刊监督批评产生的效果不久即已显露，如针对工部局出自建造公家花园最初只向外侨开放，禁止华人入园游览，当1885年11月8名知名华商致函工部局要求解除这一禁令时，《申报》特别刊发了专论予以支持，批评工部局此举“与公家两字最有矛盾”，质问公园的创立和日常管理、修葺等经费“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华人乎？”在报刊舆论和华商的共同压力下，工部局终于让步，在1886年5月解除禁例对华人开放。
与《循环日报》等其他早期报刊不同，《申报》的讨论或批评，最大的力量在于其“日常性”和聚合了巨大的读者群。显然，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新闻报道无不带有报人的“选择”和价值评价，所展开讨论的题材和结论也开始事实上为社会设置议题。这当然首先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但也是一种自身势力构建意义上的成功。《申报》开启的这种现代媒体功能，远非古代“报刊”所能承载，势必对中国报刊从旧入新的功能、角色再造产生重要影响。在近代报刊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说，《申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示范或“暗示”之用。虽然对于《申报》是否构建了早期的公共舆论虽然尚有争议。不过《申报》上讨论，催生了报刊作为公共批评的“新”角色，报刊由此也日益多了一种“权力”的面貌，而这一切发生于体制之外，对中国传统政治而言可谓史无前例，对中国民众而言，也是他们此前所陌生的一种社会力量，但从此之后，读者头脑世界中的大事和判断，开始与这个报纸发生关系。
当然，这个讨论空间的生成，带有很大自发性和偶然性，由于《万国公报》、《申报》等皆发育于中国官方控制力不及的租界，且为西方人主办，因此其报刊讨论的展开是在官方无意识或控制范围之外，但凭借舆论自身的规律以及上海市民阶层的崛起，令这一讨论得以迅速成长，渐入主流生活，显示其在新型都市生活中的强大社会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的成功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对它在文化上的接受，而非单独依赖治外法权，官员们也并非对这张报纸普遍怀有敌意。这份报纸在中国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版面和文字迎合中国人的胃口，并自谓为“华人之耳目”。通过分析《申报》撰述的文章，有研究者认为对早期报人“借报端以发抒抑郁”，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叙述失实，指出“如果把梁启超的办报时间作为界限。来论定报纸的优劣和报人品质的好坏，显示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此时《申报》一批具有秀才身份的报人，虽然没有日后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力，但也并非想象中那么落魄潦倒。他们和王韬一起，事实上已经在1870年代开启了中国报刊的体制外批评。此外，与后期的革命派等激进报人相比，《申报》的言论显得稳重甚至偏保守，这也是该报讨论和批评得以常态化进行下去的一个原因。
《申报》上的讨论，为中国公众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妙世界：可以目睹不同意见的生成和讨论、博弈，那似乎是一个一切皆可讨论的世界，是一个罗伯特·达尔所说的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被卷入政治体系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对国家政治论证、判断的形式本身，已经开始了重大的改变，在此过程中，报人通过手中之笔拥有了一种传统政治体系之外的舆论“力量”。中国报刊政治讨论的合法性，以这种日常出版的讨论方式悄然启动，可谓波澜不惊，却收惊心动魄之效，形成历史性示范。此后王韬创办的著名报纸《循环日报》，其版面和常在“中外新闻”栏内较固定地刊发“论说”，并大体维持每天一篇的做法，就是积极借鉴和效法作为“上海版”模式重要代表的《申报》的结果。
此外，就扩散范围而言，近代上海报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国化的视野和影响力，这种全国意识并非始于甲午之后的《时务报》。《申报》由于地处华洋杂处、信息发达、人员流动的沪上，1887年已在北京、天津、南京、武昌、广州、重庆、香港、济南、长沙等全国32各地区驻有“访员”，其主要读者不仅包括上海，也分布于江苏、浙江等这些中国知识精英集中的地区，其示范性和影响绝非仅限于上海。从此开始，上海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报刊舆论，尤其在戊戌维新时期，“《时务报》及其他维新报刊宣传的成功，塑造了上海作为全国政治宣传中心的形象”。此后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影响力方面，上海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舆论策源地，甚至印刷业也成为上海最早一批产业工人的来源地，这一切的发生，早期《申报》的发展、示范，功不可没。(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