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有名的“坏小子”肖恩·潘（Sean Penn）最近又深陷是非。这位实力派影星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多年来也因种种出格行为和激进的政治立场而屡惹争议。今年已经55岁，更像是位“坏大叔”的肖恩·潘上周末又刚刚做了一件引爆西方舆论的事。
一
美国时间1月9日夜间，著名的流行文化与时事杂志《滚石》(Rolling Stone)网站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核心内容是对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头目华金·古斯曼·洛埃拉(Joaquín Guzmán Loera)的独家专访。绰号“矮子”(El Chapo)的古斯曼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贩毒组织“锡那罗亚集团”，他被指控在积累10亿美元个人资产的过程中犯下无数血腥罪行。他此前曾奇迹般地两次从重兵防守的监狱逃脱，成为全世界头号通缉犯。就在《滚石》杂志报道发表前一天，墨西哥海军和联邦警察在西部城市洛斯莫奇斯市(Los Mochis)经过激烈枪战，再次抓获了古斯曼。
这篇糅合了毒品、暴力、金钱、死亡和政治的独家专访，引起了西方社会高度关注，成为全球无数记者艳羡的对象。负责这次采访和撰文的记者就是肖恩·潘。
他不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影帝和左派社会活动家，反而来“玩票”抢记者的饭碗，还在这么关键的时间点做了这么个“不可能”的采访。随后一周来，美国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众多新闻网站、业界专家对此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分析。目前看来，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居多。
这篇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报道称，在2015年7月，古斯曼第二次越狱逃跑之后，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几位中间人，以极其复杂隐秘的方式与毒枭建立了联系。2015年10月初，他辗转来到墨西哥某处贩毒武装控制的山林，见到了古斯曼本人，与他共进晚餐，长谈7个小时。此后几个月，他们又通过中间人以电话和视频的形式进行了问答采访。这是大毒枭古斯曼迄今首次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并坦承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来源–此前，他曾经在狱中被动接受过记者“群访”，但他当时矢口否认自己从事毒品买卖，坚称自己只是个农民。
古斯曼在整篇报道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引语是：“我供应的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的主要成分)、可卡因和大麻比全世界任何其他人都多。我拥有大批的潜水艇、飞机、卡车和轮船。” 除此以外，文章涉及的关于毒品贸易和禁毒战争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多，甚至有些令人失望–大部分内容是潘对联络采访的复杂过程不厌其烦的描述，夹杂着他本人对美国禁毒战争的大段内心独白式反思。在那段以视频形式进行的问答对话中，古斯曼主要表达了以下几点：“我除了贩毒别无出路；全球毒品贸易有没有我都会一样进行；我不是一个以暴力为乐的人，从不主动惹麻烦；我热爱母亲和孩子，希望能与他们安静度过余生……”
作为锡那罗亚贩毒集团的最主要的受害国和禁毒战争主力，美国和墨西哥两国政府从法律和公共道德的角度对肖恩·潘和《滚石》提出了猛烈抨击，包括“美化全球头号贩毒嫌犯；知情不举，未与官方合作协助抓捕嫌犯；干扰调查和抓捕，可能置执法人员和无辜民众于危险之中……”等等。墨西哥政府甚至提出要传讯潘和他的中间人，一位墨西哥女演员。当然，也有一些法律专家指出，根据美国法律，联络并采访受通缉的嫌犯并不违法；记者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向官方透露消息。
二
相比之下，媒体行业人士和新闻学者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提出了更尖锐、更有力的质疑和批评。
首先，采访世界头号大毒枭这样重大的话题，是否应该交给潘这样“客串”记者的演艺名人来做？
值得一提的是，潘的写作风格在社交媒体上引来如潮的恶评和嘲讽。文中大量如同呓语一般的第一人称夹叙夹议，尤其难以卒读；尽管他也通过这种形式表达了对美国的头号毒品消费国地位的反思，并对效率低下的禁毒战争提出尖锐批评。
更重要的是，不少专业人士认为潘的采访有失中立客观，的确有美化毒枭的嫌疑。潘的叙述和采访非常关注古斯曼的家庭和成长史，对于他被指控犯下的罪行并未深挖。据政府和人权组织估算，墨西哥的禁毒战争在2006-2013年间导致超过12万人死亡，2.7万人失踪。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媒体评论员大卫·佛肯弗立克(David Folkenflik)在一个节目中评论说，《滚石》和肖恩·潘“的确证实了他们没有能力呈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古斯曼的所作导致了何种杀戮和毁灭，在(美国和墨西哥)造成了多少伤亡。”他说，潘的报道未能充分体现古斯曼个人声音之外的观点，整篇采访“相当狭隘、没有信息量、琐碎。” 尤其对于潘来说，这简直就是“自我放纵”。
但是，从《滚石》杂志的出版人简·维纳(Jann Wenner)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透露的信息看，是否请潘来采写这篇报道，他的确没什么选择余地–潘是在已经联络上毒枭，对方同意接受采访之后才接触维纳，问《滚石》是否对这篇文章感兴趣。换言之，在这个案例中，“记者”掌握了新闻人物的独家采访权，没有潘就没有这篇报道；没有《滚石》，他也完全可以找其他媒体合作。这是个卖方市场。而且，肖恩·潘的个人影响力和关系网也是这次采访能够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作为社会活动积极人士，他多年来深度介入拉美政治、文化、人道救援等领域，而且往往以美国政策的批评者身份出现。他的“大佬朋友圈”也不乏卡斯特罗兄弟、查韦斯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这样的拉美政治枭雄。
更有不少媒体指出，作为新闻记者的肖恩·潘，其实也有相当显赫的履历。2005年8月，他以《旧金山纪事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伊朗首都德黑兰报道，连续5天发回了第一人称报道。2008年10月，他采访了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文章发表在美国《国家》周刊和《赫芬顿邮报》网站上。他也成为首次采访劳尔·卡斯特罗的外国记者。此外，他还在多家媒体发表过关于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风灾、海地大地震、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争议等话题的评论。
由此看来，潘此次采访古斯曼并非一时兴起的“玩票”行为。上述报道活动像是他个人政治观点和社会活动的延伸，尽管常被批评不够客观平衡，但在一些重大话题上为传统媒体读者们提供了很多独家信息和独特的视角。在这一点上，倒是有不少新闻人站在他一边：虽然他不是靠新闻机构发工资的全职记者(他为《滚石》采访古斯曼的报道分文未取)，他的主要身份——影星和社会活动家–未必会妨碍他做好记者的工作；他毕竟贡献了不少优秀记者们都没法实现的报道。《纽约时报》引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斯蒂夫·科尔(Steve Coll)的话说：“拿到与一位被通缉的罪犯独家专访，是合理的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是谁。”
一句话，就算看不上他的文风，但记者们对他的约访能力不得不服气。
记者们不拿他当外人看，自然也要用记者职业准则和伦理标准来衡量他的工作。潘在文章开头披露说：“……我们与采访对象谈判达成谅解：这篇文章将在发表前提交采访对象批准。但他并未要求做任何改动。”这句话也成了批评这篇报道火力最集中所在。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认为，《滚石》和潘在这一点上触犯了新闻界的大忌。
《滚石》出版人维纳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首先，我并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我们过去也同意受访者审批过他们的引语……（给古斯曼审阅文章）是我们为了达到目的做出的一个小小交换。”
这种态度引发了更加激烈的批评。尽管各家媒体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多数主流严肃新闻机构拒绝在报道发表之前把全文提交当事人审阅或修改，也禁止记者以此为条件换取采访机会，因为他们认为这给了当事人干预内容的机会，有损“准确、客观”的核心价值。如维纳所说，很多新闻机构为了引语准确，允许受访者审阅他们将在报道中出现的引语，但这与允许当事人审阅并批准全文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抨击这篇报道的同时，墨西哥政府还表示，正是因为古斯曼接受了潘的采访，他们才得以发现毒枭的行踪，并最终将他逮捕。墨西哥《环球报》(El Universal)还登出了据称是警方监控肖恩·潘拍到的照片。无论这种说法确实与否，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新闻伦理方面的难题：如果记者的报道行为影响了新闻事件本身，甚至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那新闻的“客观、中立”又从何谈起？甚至有人提出，如果心黑手狠的锡那罗亚贩毒集团今后对潘本人或是中间人发起报复，影帝和《滚石》又何以自处？
综上所述，一位特立独行的奥斯卡影帝在现实生活中再次客串记者，写出了一篇重量级报道，引来无数口水和一大堆难以回答的问题。而美国主流新闻界对此既表现了足够开放的心态，又维护了共识，对有违基本职业规范的行为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这故事足以成为电影素材，拍出媲美“Spotlight”（《惊爆焦点》）这样的大片了。
三
从中国媒体业的角度看来，上述新闻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方面的争议似乎离我们山高水远；但这次“影帝采访毒枭”大辩论及其背后的“名人跨界”现象，仍旧可以引发些许联想。
在中国的演艺、文教和商界名人中，不乏像肖恩·潘这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也拥有强大媒体影响力的人物。诚然，独特的政法环境和凶险的政商关系，让中国名人们很难真正像潘影帝那样持之以恒地特立独行，并通过与媒体合作来影响舆论和政策。但可以想象，少数已经功成名就、且对某些社会话题抱有强烈兴趣的知名人士，会希望尝试其他的公共角色，实现在“名”和“利”之外的公共价值。
名人与媒体从来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成为某些社会话题的意见领袖，大可不必像潘影帝这样辛苦，冒着生命危险做一线调查报道，还要忍受老记们的评头论足。在中国，以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崛起，曾经给了很多名人成为跨界意见领袖的良机(那些通过自媒体开拓新的营销渠道，为自己的主业服务的“伪跨界”名人不在此列)。此外，还有报刊网站专栏以及无数线上线下论坛、访谈秀脱口秀真人秀节目，可供名人们表达观点，推动社会议程。
但是近几年中国公共舆论空间收窄，对社会话题的讨论限制日多。“名人跨界意见领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微博大V”们纷纷失声，即便有心也难以通过微信公号复制当年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影帝客串记者”这种结合名人资源与传统媒体公信力，共同挖掘新闻事实的模式，不失成为一种小众的新玩法。虽然监管环境没有任何变化，但对于志同道合的名人和媒体来说，这种新颖方式能够迅速吸引眼球，引发公众讨论。假想一下：如果姚明与FT中文网合作，以制片人、出镜记者的身份拍出一部类似《穹顶之下》的数据-多媒体纪录片，会有何种效果？
当然，现实中也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嗅觉敏锐的中国影视编导们从潘影帝那里获得灵感，把“客串记者”作为又一个“明星真人秀”的模式引进中国——也许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影视明星们与视频网站或地方电视台合作，以“XX直播”、“XX特快”记者身份进入百姓家庭采访邻里纠纷、婆媳矛盾，或是在街头车流中直播路怒、酒驾。
其他的玩法就更多了，比如有财力的名人干脆自己买媒体——呃，那就跑题了。(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