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上万德国人站在铁路站台上欢迎难民的日子不会再出现了。跨年夜科隆及德国其他城市发生的事终结了这一切。数十名年轻妇女遭到阿拉伯或北非模样男子团伙的性侵和抢劫。警方未能保护她们。当晚受到警方检查的部分男子持有难民证件。失窃的手机也被追踪到难民收容所。
这是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最大噩梦。在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向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们“展示友好面孔”上之后，德国总理现在承认，也许存在“不只限于科隆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对女性有轻蔑意识的群体？”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多方报道指出，汉堡、斯图加特和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上周，住在德国西南部城市莱茵河畔魏尔的一伙叙利亚难民因涉嫌强奸两名年轻女孩而被捕。
长期以来，将文化上的特征归咎于特定群体是德国的一大禁忌。那是二战后德国用了多年时间才摆脱的阴暗习惯。在战后时期，每当解释暴力、犯罪或失业等社会病理现象时，社会学的解释往往会压倒文化的解释。
如今这种状况在改变。保守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权益活动人士之间结成了新的同盟，此类同盟在荷兰和丹麦已存在一段时间。在默克尔所在的执政党基民盟(CDU)内部，曾任家庭事务部长的克里斯蒂娜•施罗德(Kristina Schröder)贴出一条Twitter消息称：“我们忽视穆斯林男子对女性的歧视态度已经太久了。”与此同时，头号女权主义者阿莉塞•施瓦策尔(Alice Schwarzer)写道，她由于指出德国人“幼稚地输入了性暴力、性别歧视和反犹太主义，又一次被通常的批评者指控为种族主义”。施瓦策尔补充说，这么做“不仅危及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对那些野蛮的年轻男子也不公平–他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犯罪者，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成为正派的人。”
然而，在德国启动大规模再教育计划之前，它必须恢复公共安全。科隆并不是德国境内警力单薄、要么不见踪影要么控制不住局面的首个地点。过去两年里立案的400起针对难民居所的攻击事件(包括纵火)中，没有一起被定罪。
在柏林和其他城市，多个居民区发生过袭击独自行走的妇女、戴小圆帽的犹太人甚至巡逻警察的事件。在首都柏林，数以百计的难民露宿在卫生与社会事务办公楼外，希望能获得相关批准及福利。
德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预算削减。在科隆所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警察人数已大大减少。但是态度也同样重要。有一句老话说，向左翼人士请教某个社会问题，他/她先是会否认问题存在，接着会说一直是这样的，最后会说这对你有好处。几年来，成群结队的北非年轻人一直在科隆火车总站周边游荡，偷窃手机和骚扰过路人。但是，自2010年以来由社民党(SPD)和绿党(Greens)联合执政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却一直不愿部署大量警力。
这种局面必须结束。所有人–不仅仅是警方–必须向新来者明确表示，想要在德国生活，就必须接受某些基本价值观，否则就别来。
不难想象欧洲各国对科隆事件的反应是什么。“德国人疯了。他们是自作自受。”你几乎可以看到布达佩斯、华沙和伦敦的讥笑。
但科隆不能成为人们自鸣得意的理由。将人们从叙利亚的战争恐惧中解救出来，仍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如果德国不是被迫独立承担起这一任务，科隆事件也许不会发生。然而，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部分难民用如此恶劣的行为来回报我们的慷慨。
德国允许进入的难民数量势必会下跌。但由于几百个流氓的行为就放弃德国的开放，将会是一大失败。(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