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的途中，毫无目的的眼神，东看西看，没有看到什么能拉住我的东西。一股玉米花的香气把我诱引了过去。是个花白了头发的老头在城市的一角边制造一种巨响边售卖包谷花。看到这些，我想起了曹秋风和陈春来。
说实话，现在很难碰见这小时的“巨响”和“热爱”了。那时在农村，一个挑着“炮弹”和小风箱的人一进村，那就是孩子们的福音，在这个飘香的担子后面迅即就可聚拢起一个队伍，开始呼啸跟随，等那个担子落下来，有人就积极着帮助烧火燃柴。这时大方的大人抵不过孩子的缠磨，让孩子端出来一碗包谷或者黄豆，于是担子的生意来了。随着火呼呼的响，围起一圈人看。那转动的炮弹的手柄处有压力表，能看出里面压力多少，压力够了就熟了。十分钟后一声巨响在那个汉子脚下爆起，孩子们一窝蜂着捡拾崩散的朝嘴里塞。一家崩出，全村弥香，于是乎，都回去与大人斗争，要包谷，于是乎就又有孩子端来包谷，生意继续。一锅一毛。端来包谷或黄豆的还要供应呼呼火炉的燃柴。爆黄豆的少，黄豆吃了屁稠，咚咚呛呛的，故一般爆包谷的多。这个担子不走，村里就香气不断，炸弹似的响声也要响到再无人端出包谷为止，常常这样的事情要一个满天，担子走时天色早已迟暮，却不过孩子们叽喳的问，担子常答应“明天还来”，来不来谁也说不准。干这种营生的汉子大致是腰瘦的人，干不了重活，才出来挣这种钱。以我的记忆，多蓄有短须，满脸涂黑，——干了一整天脸能不沾黑吗？
我们村没有干这营生的，周围村里有两个人常挑担子来我们村里转。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挣钱的事儿还没有彻底放开，还偶尔被人批为资本主义尾巴。然脑子活的，一开始干这，还胆子不大，试着来，村干部对这一天挣一块多钱的事儿他不屑管束，“能挣多少钱？娃们婆娘们喜欢吃就让弄去。”好像这一块多钱的事儿离资本主义还很远，不足于把一个农民滑向深渊。于是那两个担子在周围村庄里很活跃，几乎几个村里没有断过这种香气。
曹庄的担子叫曹秋风，李家村的担子是陈春来。两个村离五六里，有了他们两个的担子，几个村都不寂寞。他们的担子真的比其他偷偷售卖的担子受欢迎，尤其是孩子们女人们。曹秋风家里弟兄三个，他是老二。苦日子过得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刚一有开放的气息，他就熬不住了，琢摸挣钱的门道，看到李家村的陈春来挑起了爆包谷花的事儿，他也赶紧备了一副担子，开始吆喝着挣钱了。一个巷子一个巷子的走，他的身后真飘着一股香气，他走到哪儿，担子的香气就弥散到哪儿。他和陈春来本来不熟，后来碰着了几次也就熟了。同行是冤家，陈春来本来比曹秋风干得早，可两人见了没有一点愤怨，偶尔碰见了还吆喝着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歇，不是你把旱烟袋递给我就是我把旱烟袋递给你，“吃一锅子。”“好，吃一锅子。”二人吃罢烟，浑身也轻松了，还交流起哪个村的粮食宽哪个村的粮食紧，哪个村的女人大方手松哪个村的女人小器。经交流，两个人一天挣的钱差不多。曹秋风是细瘦的汉子，个子不高，他怎么看都是适合做这种事的，而陈春来却像是梁山泊的人，宽阔的身板，满脸胡茬，两个板牙在嘴外自由着，脸上的黑更显得他有一股匪气。其实陈春来的脾气像是女人。
两个同行成为好朋友不容易，可过了一年多，二人之间真有了问题，——村干部管了，不让这么干。“谁告的状？”“谁眼红了？”他们两个彼此都怀疑对方，“他嫌我抢了他的钱？”曹秋风想。“他想一个人占了？”陈春来想。一次曹秋风果真从队长门口过时，队长恰出门来，把烟锅子在鞋帮子上磕罢，都没有看曹秋风一眼，就说，注意影响，有政策。曹秋风赶紧说，我收拾了，再不出去了。队长说，那就好，不敢露尾巴，公社眼睛亮得很。看着队长的身影心里扑踏扑踏着回去了。公社？看来是有人反映到公社了。谁呢？肯定是他。两个人都这么想。
虽不再担了担子爆包谷花，但二人走到哪个村总有站在门口的女人要问，你咋不爆包谷花了？我娃看嚷着要吃。他们就会说，公社不让弄。女人是嘴快不怕黑白的人，就常说，公社干部的嘴让泥糊了？吃个这都不行，啥社会吗？
再过了半年时间，形势更宽松了，不但有了骑自行车卖布卖调料的，也有了走街串巷卖老鼠药的。于是乎，曹秋风和陈春来慢慢又把担子担出来了，已经没人再说三道四了。两人偶尔还能碰到，碰到了心里都存不畅，也不多言，彼此问一句半句，就走，再没有过去那种敞亮儿说话。
据曹秋风在煤油灯下认真推算，不是陈春来告的状。陈春来的弟弟在公社是民政干部，他不会不懂政策，即使有人告了他哥他不会不给自己的哥哥说话帮忙。有公社这样的背景，这种小生意不至于让陈春来把担子停了。那么陈春来会自己告自己吗，当然不会。
那是哪里出了岔子呢？过了几十年，到曹秋风七十多了，他始终没有弄明白是谁把他们告下的。
曹秋风后来和陈春来的故事更好看了，二人成了儿女亲家，曹秋风的女儿嫁给了陈春来的儿子。这还真有点离奇。两个孩子一起上初中，又一起上高中，悄悄好上了。这谁会知道呢，两个家都不知道。到了两个孩子都毕业了，给大人说准备结婚时，曹秋风和陈春来才同时知道自己的儿女恋爱的是谁。
这两个孩子的认识是在他们两个最初开始担担子爆包谷花时。他们的担子后面不是老跟着一群孩子吗，就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那时的两个孩子和同龄的孩子只知道跟在那样的担子后头是无比的快乐，有香气，还可跟着一起呼喊，比在什么地方都幸福。至于跟的是谁——他们的父亲还是别人的父亲他们并不在乎。这两群孩子里就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曹秋风和陈春来碰着了坐下吃烟，两个孩子也停下来玩。
“那是我爸。”女孩指着一个担子说。
“那是我爸。”男孩指着另一个担子说。
他们两个都是孩子们中间跟担子跟得最长的。彼此认识了，就常常见。男孩拾得的包谷花装起来，女孩拾得的包谷花也装起来，二人见了就比多少，然后交换着吃。
“我爸的香。”
“我爸的香。”
“我爸的香！”
“我爸的香！”
二人都觉得自己的爸爆得的香。
现在曹秋风和陈春来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们的儿女和我是差不多年纪的人。我在一次从城里回去后去他们家转，曹秋风和陈春来的已经有几个孙子了，一大家子人。我看到了他们旧房子的墙上还挂着两个黑黑的炮弹样的东西，我知道是他们的父亲曹秋风和陈春来过去挣钱的家伙。那炮弹上已经结下了蛛网，说明历史早已经把他们淘汰在墙上了。
我指着墙上的家伙问：“我们曾经跟着飘香的担子没少跑路呀。能分清哪个是你爸哪个是他爸的吗？”
曹秋风的女儿指着其中一个说，这个是我爸的，那个是我公公的。
两个老人分别住在两个小房子里，只是每天吃饭在一个锅里。我给曹秋风的女儿说，两个老人在那个时候首先挑起担子走街串巷地挣钱，那是了不起的胆识，那时还没有解冻，他们的担子无异于是行走在尚流放着寒气的春天里的花香。
这时曹秋风从小屋里走出来，颤巍巍地说，侄子呀，你回来坐么，让给你烧汤喝。这里说的烧汤喝，是待客人的最好礼数，在煎水里要给客人打两个荷包蛋的。我离开他们院子时，那两个墙上歇着的炮弹正好被夕阳照全了，就像是画在墙上的从过去走出来的两个汉子依然飘香的担子。
眼前我在街角碰到的这个炮弹汉子，虽也花白了头发，却实在是把此作为生意，“多少钱一锅？”“十块。”我一问才知，一个巨响竟十块钱，非昨日了。在此面前排了很长的队，多数是好娱嘴的光溜女人，是彻底的想改善胃口，绝非我们那时跟担子是为了拾得一星半点来抵御肚子里如虫噬的饥饿。(2015年3月16日盱丘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