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公房无论如何是个美差，睡觉还给记工分，睡一夜八分工。年底拿工分多少分粮。且冬天有队场里烧不完的麦秸，冬天的热炕是村里谁家的热炕也比不过的，真能把尻子烙熟了。
董银天给队里看公房。董银天是队长董金天的兄弟，谁都知道这份好差事是队长以权谋私的结果。人看得出，却不说。
看公房在上一任队长时是轮流看，每家的男人都有挣这便宜工分的机会。还是每夜八分。基本每个工分合不到三毛钱。虽然不到三毛钱，那也是绝对的好事，轮流时没有哪个男人不积极去睡觉看公房的。
看公房到底是干什么呢？在队里大场的南边有三间祠堂，旧社会里祠堂每年在队里的老者主持下祭奠祖先，很隆重，还要杀了猪牛，请了吹乐，只能由净了身手的男人把全村预备的祭品摆在先人的神位前，很严肃，婆娘孩子都去看。祠堂院里的大树上站着看的长尾鸟儿也惊恐着看稀奇。这样的事情自然到文革时结束了，视为彻底的封建，祠堂里被砸得稀烂，先人的牌位被一个戴红袖章的宽嘴小伙子扔到村里的水塘里去了。祠堂只剩下门和敢于大胆筑窝的几对燕子，平时路过祠堂门口偶尔内急的男人也绕进去解决后出来。这哪里有一点祠堂的样子！这里的文革似乎主要体现在砸祠堂上，砸了就像文革在这里也完了，再也不见戴红袖章呼啸着来，一下子清静得如散场的戏楼。后来队里把祠堂收拾了一番，用作公房。公房的作用是存放队里分剩下的粮食。虽然粮食不多，但总不能分完，要留籽种留公购粮留公积粮，预备年馑来了。每个队都这么做。公房里就用泥盘了大仓，隔壁很厚，分隔的空间分别放麦子包谷稻子豆子谷子等，乱不得。
大仓的正面写着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几个队里的仓库上都写着这。写啥能比这合适吗？没有。这是毛主席的话啊。仓里有粮食就得要看，不看被偷了怎么办。于是在离公房十几米处队里盖了很小的一间房子，专睡人，这就是家家男人赖以挣工分的地方。小房子还真是小，置在祠堂旁真像个大人携着一个孩子。小房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面大炕，炕上没有被子褥子，谁去睡谁会夹了自家的被子褥子去睡。席是队里买的，四六芦席。芦席一年四季看着都是发黄发黑，因为冬天烧炕用队里的麦秸，不心疼，即使把芦席烧着了也不怕，二是有的男人家里没有褥子，就只能精身子溜，芦席能不被身上的垢甲腻染吗。其公房里并不是都装满了粮，东边一半空着，队里买了压面机，平时几个妇女压面卖，给队里卖钱。压面机白天吱咛吱咛响，晚上才停下来。
白天压的面挂在外面晾，晚上又要移回到仓库里挂着。几个妇女很忙。挂面和其他面比就是面里面放了盐，口感筋，吃时就下，方便。在那时吃挂面是奢侈的，一般家哪有挂面吃。年节给亲戚家拜年时也拿挂面，只拿一两把。其实这样的公房具备两样作用，一是储粮，二是经营。多年了，没有旁边小房子里不睡人看也不会发生有贼的情况，事实也的确没有被偷过。况仓库门上铁闩是铁匠打的，特长，也粗，从两扇门扇上横穿过去，铁鼻子不小，和真牛鼻子大小差不多。锁子更大，从供销社买的，是比较先进的，两把钥匙，主钥匙和副钥匙。主钥匙大，副钥匙小，副钥匙从锁子侧面插进去先一拧，主钥匙才能开开。有大锁子和大门闩那阵势，即使小偷见了也不会硬碰。且为了安全，主钥匙和副钥匙分别是队里两个人掌管，规定主钥匙是队里的保管拿着，副钥匙让压面的一个妇女拿着，一起开才能行。保管是个极瘦的老头，没有话，没有表情，瞌睡很多，总是揉眼，但在队里威信好。他的辈分高，差不多的人都叫他爷或者叔。他平时几乎不去公房那儿，也为了压面的方便，他把主钥匙也给了压面的妇女，不管，只有一年收分粮食时他拿半个多月算是行使保管钥匙的权力。
小房子看大公房并不是唯一职责，还要兼顾看公房西边面东背西的屋窖。屋窖这个事物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屋窖屋窖，像屋子的窖。屋窖的作用是储存红苕的。队里红苕多，又是顶主粮，秋季从地里挖了，分不完，——也不能分完，队里要留明年的种，还要给次年春季实在没啥度荒的家里接济，其余的畜生们也吃一些，这些留着的东西就放在屋窖里。屋窖和别的屋子区别是墙厚，非常厚，冬暖夏凉，虽是个屋子，极似窑洞。几乎每个队里都有。放在里面的红苕很享福似的，温温地过一个冬天。屋窖大，红苕占不完，剩下的少半则被队里辟作烧酒用。用以烧酒，这绝对是男人们的策略。总有一些宽裕粮食，缺少买的酒，就自己烧。队队都烧。有的队用包谷烧，有的队拿高粱烧，还有用红苕烧的，那味儿发辣，喝下去就像一股树条子从嗓子眼往下拉。这个队里历来用高粱烧，算是中档的队。
整个冬天屋窖里面都是酒，香呼呼的。因为有酒，白天屋窖里人不断，多是男人，冬季里没事，两手在袖子里一接，没人叫就跑到屋窖里了。来了就参与说话，说酒，说谁家女人的奶头大小尻子大小，然后就瞅机会泯两口，然后又接着说话。女人有时也来，图这里暖和，也有是来找男人的，见男人喝酒，也要着喝一点。负责烧酒的照例是一个老者，能坐得住。但烧好了却不易管得住，谁来了都想尝一口，一扬脖子一马勺就报销了。烧酒度数小，谁喝了也没事，就是冬天用作御寒。但毕竟多少高粱烧多少酒队长是心里有数的，常常几个人正在喝，队长冷不丁踏进来了，怎么办？还正在朝嘴里倒。队长就指着骂，骂占集体便宜。骂过了不疼，男人们根本把那种骂不当回事。队长也骂管烧酒的老汉，说老汉不负责任，拿了工分还不得罪人，如果到年底家家分的酒不够就用老汉的粮食抵。那是吓唬老汉，哪有不够的，兑些水就够了，老汉对兑多少水是把式（商州方言指行家），多年了都兑水，尺度都是老汉的。骂过了，老汉笑，等被骂的人走后，老汉特意把酒倒在一个大碗里让队长喝，喝够了走时再让提点回去。队长哪次去那骂过后不是摇摆着回去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屋窖里白天有人，晚上没人，照看屋窖安全自然成了小房子捎带的职责。老汉每天晚上都走得晚，走时在小房子窗外喊一声，里面应一下，这一天就算在他哼哼唧唧里离开彻底完了。
到了董银天的哥哥董金天当队长时也烧酒，但董金天不喝酒，屋窖那里偷喝酒的人就少多了，每年分得烧酒据人说度数比以前要高。这话不是没有理由。
董银天不是看公房吗？虽是董金天的以权谋私，可队里人都理解。董金天董银天弟兄两个，父亲死的早，两人和母亲过活。等好不容易母亲把二人养活大了，娶了媳妇分了家，董金天能干，光景有起色。可董银天媳妇是个病身子，从娶进家门就没有见她伸直过腰，后来竟一个接一个生了三个孩子，前两个是女孩，后一个可出来了长把儿的，把董金天母亲高兴得鼻涕眼泪一起擦。可娃多了负担重，一个女子还是半傻，董银天的光景就是牛拉着也走不到人前去。作为哥哥的董金天看到弟弟董银天这样，满心着急，心里一直在给弟弟想办法。等董金天当了队长的第二年，他把看公房的事让弟弟董银天一个包了，一年能多挣一大块工分，算下来能多分一个半孩子的口粮。
董金天考虑好了就去弟弟家说。董银天正在吃饭，饭是包谷糁里煮红苕。董金天在家里也吃的这。董银天碗里的红苕冒出了碗沿。他问哥哥，你吃呀不？哥哥说，我吃过了，还是煮红苕。那个队那个时代，几乎家家每天的早饭都是包谷糁煮红苕，会算计的包谷糁稀饭还不能稠了，只有光景好点的稀饭稍稠，或者馍锅里会有烙的馍。哥哥没有寻凳子坐，就站着说：
“我想让你包看公房挣工分。”
“看公房？”
“你看你的光景！有吃有穿是好光景，你看你的光景有啥？”弟弟董银天只埋头很响地吸饭。
“能行。”
哥哥走了，从这一天起董银天就开始夹着自家的被子看公房了。他没有褥子。
毕竟董银天不到四十岁，两口子常年这样分居也不行，但工分的事情大，于是就常看见董银天的媳妇有时也去小房子那里睡，早上早早就起来用指头理理头发走回去。人见了就见了，董银天并不害怕，心想：自己的老婆，使劲睡放开睡，谁又管得着。
董银天看公房出事是在董金天当队长的第六年。出事时总有兆头，董银天看公房出事一点预兆都没有。那天全队里的人都去邻队里看电影，《英雄儿女》。董银天也去，他去时在炕洞里添了不少麦秸，本想回来后不至于光席凉了。那个冬天没有雪，只刮黄风，从一头吹到另一头，黄风把地上的干叶子吹跑了地显得干净。看电影那天晚上偏没有风，人很多。冬天里无事看一场电影那简直美极了，老少挤疙瘩去。正看到英雄王成手握爆破筒朝敌人堆里跳时，有人喊：“三队那里着火了。”这一号，人才回头，果然火焰很大，已经亮了一大片。于是三队的人纷纷朝回跑，等跑回去一看，小房子已经没有了，火正引到旁边的麦草垛上，根本人没法近，只能看着麦草被烧完。那会儿疑心是有怪处，还起了风，风把火焰掀得像个披发的魔鬼，高处的火焰就是红色的大刀在空里乱砍。人声一片却没有办法。等成灰烬后，人才慢慢回去睡，叹息队里以后怎么办。那晚王成抱着爆破筒跳进敌人堆里炸死了多少鬼子三队人至今说不清楚。
这事出得太意外了，队长董金天恨不得把弟弟董银天杀了给队里一个交代。
董金天去到董银天家里找董银天时手里就提着一根长柴，准备把董银天腿打折了再论。可到了家里，侄女叫了一声“伯”，给他端了一碗白开水，水里还放了一捏白糖。糖水放在一个凳子上，给他尻子底下也放了一个凳子。白糖很少，轻易来人舍不得放。侄女是看到他杀气了吗？他心软了，咬了牙，把弟弟董银天叫出来。
“你说，咋办？”
他用手里的柴直接指着董银天的脖子。
“……”
“你看电影？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是拿工分的。工分，你知道工分的意义吗？”
“……”
董金天的第一声出来时，董银天的炸裂了缝子的房脊瓦楞上正立着一只灰色长尾的鸟儿，噗棱棱吓跑了。
“父亲走得早，母亲老给我说你的光景不好。我心疼啊，可你–？”董金天走时抹了一把眼泪。
队里把烧掉的房子估了价，董金天说，我赔。他知道弟弟董银天家里没有什么东西，那间房子也是爷爷手里盖的，筛子一样漏，遇到雨天长了，他就得操心弟弟一家的安全。
董银天给哥哥说：“我把那几分地给队里让抵。”
董金天说：“地抵？那你一家吃屁呀？”
两人的话停下来，一袋烟工夫，董银天才说：“我想把娃和婆娘带出去。”这话好像是从黑里趟河过来的。
这话一出，董金天心里像一下戳了一个窟窿眼眼，酸甜苦辣都漏下来了。他知道，从本队出去在山外（注：商州人一直把秦岭北边的关中称山外）安家混得有白馍细面的一个人去年回来，还穿的衣料明溜溜的。他回来给弟弟董银天介绍了一家，说是他安家的那个队里有个老木匠，光棍一辈子，无儿无女，要招一个养老的儿子，弟弟和他商量过。那时他不愿意，他不想让亲弟兄分那么远过活，心里总是个坎不好过去。他不应声，弟弟也就再没提说过，这次弟弟董银天说出口，他心里就被捅漏了。
“这话咋给母亲说呢？”他想。
弟弟说：“那你要给母亲说好啊。”
“我说。”
“赔队里的，我记着，迟早我要赔的。”
“你赔？拿球赔吗？”
“……”
“你不管了，你走，有我哩。”
弟弟董银天在一个清晨挂露的时候悄悄由哥哥董金天送出了村里，过了河，上了石子铺着的车路。当时六岁的侄子手里拿着用报纸卷成一根的毛主席像，那是弟弟从居住的堂上亲手卸下来的。在从村里走到车路上的时候，侄子一直把那个筒子当做棍子在打路旁的草。
几十年过去了，时光不再。弟弟董银天走出去后很少回来。有一天村口走着一个中年男人，手里拉着一个十几岁穿着一身红，晶光和星星一样的女孩子，他们问：“董金天家在哪儿？”
“你是他——？”
女孩嘴快，说：“那是我大爷。”
人们这才明白，女孩是董银天的孙女，那个中年男人便是董银天那个走时六岁的儿子。
他们踏进了董金天的院里。这一年，董金天已经九十三岁，弟弟董银天死了十三年了。
祠堂又成了祠堂，不是仓库了。祠堂的门楣也进行了翻新，像个经风霜却依然挺拔的老人。祠堂周围早变了样子，没有了一点过去。(2014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