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这是一个人人感到重大事件即将爆发的时刻。这就是2016年到来之际弥漫在中国社会雾霾般的那种欲隐还显的政治氛围。当前，那个庞大的东方国度似乎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好像已经得到了确立，前几年大老虎们一个个新鲜“出炉”所引起的国人的亢奋已经消失；经济的减速已经成为无可奈何的事实，中央政府出台的对策至今鲜有成效；与东北和南海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已经跨出了地区的界限，世人还看不到结束这场纠纷的前景。
三大挑战
要使人们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清晰的目标前行，而不是在一个虚无缥缈的“梦”里漂流，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面对着三个重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他能否重新确立最高政治领导人与中国官僚系统之间的“潜规则”，从而让正在消极怠工的官僚集团为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出工出力。第二个挑战是，已经将经济管理大权揽在手中的最高领导人能否真正地阻挡正在发生的经济的趋势性下滑。第三个挑战是，能否妥善地解决中国和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并且开始兑现他正在向世界销售的通过“一路一带”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承诺。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和从属的官僚集团之间是存在潜规则的。要管理中国这个人口庞大、疆土辽阔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必须得到官僚集团的辅佐；同时，政治领导人则必须给予官僚集团他们想要的利益。这种状况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更加明显。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最高领导人容忍和甚至放纵官僚集团贪婪地瓜分国家经济增长的红利，换来了他们对维持共产党统治和经济继续增长支持。这种潜规则的盛行一方面延缓了社会崩溃的速度，另一方面则使得民间的不满和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日益积聚。
习近平上台前后，面对着党内高层的殊死权斗，大胆地采取了“反对腐败”的险招。他通过全民的义愤，迅速将最险恶的政治对手置于死地。但是，民众对于反腐的要求是真诚的，而官场的腐败又是普遍的。这使他无法在平息主要政敌之后立即收兵，而是不得延续和扩展反腐运动。而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撕毁过去中国最高领导人和从上到下的整个官僚集团之间互有默契的潜规则。没有民心的官僚集团无法立即组织起有效的反抗，转而采用消极怠工作为对策。这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社会矛盾日益暴露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只有彻底铲除腐败官僚产生和存在的政治基础，中国最高领导人才能在这场与官僚集团对垒中有胜算。否则，他纵使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也是无法赢得这场战争的。毛泽东曾经发起对不听话的官僚集团的大规模清洗，但是到头来却一败涂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复辟了的官僚集团在身后尽情羞辱自己的老婆。习近平没有毛泽东的政治威望和实力，在这个体制内部与官僚集团斗争，很有可能最终输得更惨。他要想取得胜利的唯一胜算是，摧毁这个人民无法制约官僚集团的制度！
但是他似乎没有这个见识，也缺乏这个力量。他正在重蹈毛的覆辙，即通过树立个人威望和权力来迫使官员们臣服。在过去一年里，他丢掉无法在体制内运作的“法治”的武器，求助于盛行江湖的“讲规矩”的帮规；以“妄议中央”之类的不伦不类的理由裁撤省级大员；年终还发展到让政治局委员们开会人人过关，以此立规，塑造他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君臣关系。这些做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正在与官僚集团的疲惫对垒中绝望并失去方寸，也表现了中国的官僚集团正在无言中慢慢地在政治上尽情地消费着最高领导人。这个格局的变化无疑牵动将着2016年中国的政局。
政策手段失灵
近些年来，由于多年累计的矛盾和隐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本的日益外在化，经济的下滑已经成为一个趋势。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采用了五个政策手段试图阻止这个势头：一是数次放松银根，甚至试图通过股市增长来刺激消费；二是放弃结构调整的初衷，转而回头继续采用财政投资的方法刺激经济；三是提出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希望让市场来挽救下滑的经济；四是不断宣传“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美丽梦想，希望稀释青年失业对社会带来的压力；五是启动“一代一路”的国际战略，期冀国际社会帮助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
上述手段均非灵丹妙药。中国经济早已经对放松银根的货币手段和政府投资的财政手段产生了抗药性，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和行业结构，这些手段除了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之外，对经济总量的有效提升并不能带来多大的效果。而市场化改革和大众创业创新都止于宣传口号。因为对社会经济的终极控制和对人类天然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压制是中国的极权体制的本质所在，与市场化和民营经济的创业和创新天然矛盾。因此“改革”和“创新”之类的口号除了给年轻人带来短时的遐想之外，对经济的实际推动力并不大。至于通过“一路一带”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不仅是不解近渴的“远水”，考虑到相关国家的政治不确定性，最终可能是无法止渴的“毒鸩”。
至于中国的周边关系，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糟糕。最高领导人除了在与那个被中国人厌恶的曾经攫取中国大量领土的俄国在国际上调情之外，中国和主要的周边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领土、领海争端，其中包括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印度、还有中国南部海域的几乎所有的国家。这些争端早已存在，为了在中国国内政治权斗种赢得民众和军方的支持，习近平有意采取了比前任更为强硬的态度，激化了这些业已存在的争端。但是这种通过激化国际争端来积聚民意和巩固权力的做法是莽撞的，也是危险的。
说它莽撞，是因为它不仅无法得到原本没有得到的领土，反而使中国在国际上变得日益孤立。在与日本的对峙方面，日本丝毫没有改变起对钓鱼岛的态度，而中国却不断地软化立场，先是拒绝与日本领导人见面，继而又自下台阶，同意无条件与对方见面会谈。中日两方领导人，一方如同小儿斗气，一方则以不变应万变，其国际形象立马分出高下。在南海方面，中国虽然面对诸多小国，但是国际舆论不在中国一边；国家法庭也不支持中国的诉求；更重要的是，美国不断地联合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国，公然派遣军舰和军机前往争端海域，对此中国至今尚无良策，大丢颜面。
上述三项矛盾能否在2016年得到有效化解，不仅对当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对于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至关重要。搞得不好，三项矛盾叠加在一起，官僚集团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峙将会持续，经济会无以复加地螺旋似下坠，国际关系将不断地处于紧张状况并且消耗中国的财力和民力。这些都会反过来成为激化最高政治权利争斗的借口。2016年也是中国为十九大进行高层人事准备的关键一年，这一因素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增加中国领导人解决上述矛盾的困难。对于2016年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笔者无法乐观。(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