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站在宿舍门口，看着萌发出新芽儿的柳枝映在斑斑驳驳的土墙上的影子，我一边感慨着“春天总算来了”，一边告诉自己：在以后所有的冬天，你再也不会有寒冷的感觉了。
也正是那一年，13岁的我，遗失了寒冷。一晃30年过去了，今天，我才尝试着触摸那段遗失寒冷的经历。
那一年，我升入初中，必须在学校住宿。褥子被子一捆，和一大布袋子红薯、糜面馍馍、玉米糕绑在一起，母亲帮我拎起来搭在肩上。背上是褥子被子，胸前是一个大布袋子，后面重前面轻，我都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的身子。 母亲只是交代了句“不要贪吃好的，一顿蒸上两个红薯、一个糜面馍或玉米糕就行了”，都不曾将我送到家门口，就转身忙自己的活儿去了。
走一走歇一歇，到了学校，喘了半天气才缓过神来。宿舍是一面窄窄的空荡荡的窑洞，我们直接在地上铺铺盖。
别人都是先在地上铺一个厚厚的草垫子，上面再铺个毡子毯子什么的，接下来才铺上褥子，褥子上面还有个布单子，叫“护单”———怕将褥子弄脏了。我呢，只带了褥子和被子，压根儿就没有其他东西铺在地上，褥子显然是不能直接铺在地上的。于是我就满学校找来了一些废纸片，铺在地上，才开始铺褥子。结果是，我的床铺比两边同学的床铺低下来一截。她们都觉得我不应该夹在中间，于是，我就自觉地挪到了最边上——门口的墙下。
我的褥子几乎是直接挨着地面，很潮湿，挨地的那面经常是湿漉漉的。只要有一丁点儿太阳的影子，我就会迫不及待地将褥子抱出去晾晒。我现在特别喜欢冬天的太阳，甚至会深情地看上半天，恐怕就源于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对太阳的感激吧。那时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个很可笑的女孩，跑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等太阳出来晒褥子。
冬天天冷，夜又长，起夜的学生就多。门一开一合，冷风就直吹过来。抗击了半天寒冷好不容易才入睡的我，常常又被寒风刺醒。为了应对寒冷跟风的袭击，我睡觉不再脱衣服且用被子蒙住头。
我从来没有给母亲提及此事，母亲看到我在家里睡觉的样子便有些想不通，曾给父亲说：“这娃书念的，成呆子了———炕中间烧得热乎乎的，她咋老蒙着头靠墙根睡？”
记忆里，那些年的冬天，下雪的日子经常有。我也清楚地记得当语文老师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吟诵“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时，我的泪水悄然滑落。
对于我来说，下雪天是最最难熬的日子，包括雪后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褥子只能无奈地潮湿下去，更重要的是，我只有脚上穿的一双布鞋，不像别的孩子，还有一双可以换着穿的鞋子或是能踩雨雪的黄胶鞋。教室、饭堂、厕所，跑上几趟，布鞋的鞋底就湿了，半天下来，就湿透了。我就满教室找别人扔的纸片，厚厚地铺在鞋里。一两节课下来，又湿透了。取出来扔掉，再找纸片铺进去应付一阵，如此反反复复。纸片也不是那么好找的，那时一个本子一毛钱，都是很节省地用。
雪后若有太阳，在别人吃饭时，我就留在教室里。因为饿是可以忍受的，入骨的冰凉却是难以抵御的。等到教室里没人了，我就将凳子搬到外面，将鞋子脱下来，底朝上晒晒。我则盘腿坐在凳子上，揉搓着冰凉如石块的脚，让它暖和些。
再后来，我有些开窍了：找到塑料袋，撕开，铺在鞋底，再铺上纸，就好多了，也不用不停地换纸。更多的时候，是等着鞋子自己慢慢变干。我甚至曾一度固执地认为，是我自己的身体暖和了脚，脚再暖和着鞋子，直至吸干鞋里里外外所有的水分，鞋底才会变干。
每个周三下午有一个半钟头的活动时间，我常常趁机跑回8里外的家里取下半周吃的东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大雪天。
雪大风猛，我抄小路往家里赶。有的地方雪没过了我的膝盖，很熟悉的小路也因大雪的覆盖变得陌生，以至于我把沟边当成了小路，一脚踏下去摔进了雪里。我爬出来，继续往回赶。我一推开家门，母亲愣住了，一个劲儿地说：“照一下镜子，看你成啥样了，看你成啥样了……”
父亲就倒了一碗热水让我暖和暖和。我伸手去接，明明接住了，碗却摔在了地上———我的手指被冻僵了！我走到镜子跟前，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被雪弄湿了的头发，再在风的猛刮下，直直地向上竖着！
母亲拿着梳子赶过来给我收拾头发，惊叫道：“你的头发都结了冰。”我只说：“赶紧给我装吃的，不能迟到。”背起装满干粮的布袋子，我又赶往学校。风还是那么猛，雪更大了。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至今想起那个下午，都会泪流不止。一个13岁的小姑娘，从独自对抗过那场大雪后，似乎再也没有畏惧过寒冷！
接下来的两个冬天，似乎都一样，冬天再也没有变出什么新花样来折磨这个小姑娘。
[张亚凌，渭南市作协理事，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精短小说研究会会员，《读者》、《特别关注》、《文苑》等杂志的签约作家，《语文报》专栏作家，《小小说选刊》事业部授权作家，《学子读写》特邀主编。已在国内外近百家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千余篇，多篇散文被译为英文，被一些省市选作中考或各种考试阅读文，也多次在全国写作大赛中获奖。2015年以其先进的个人事迹入选“合阳模范”县委宣讲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