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A的知青，我的初恋情人。被幸运地送到县革委会参加培训。回来后分到了场部革委会。又回来当了指导员，相当于现在的党委书记一把手。 A挑了三个贫下中农伙子和两个上海知青组建了他的革命壁垒。其实是斗批改运动的打手。原本单纯的年轻知青，似乎批斗会的数量多少是衡量A政绩的唯一指标。从此生产队里怪亊层出不穷。
有一天，传说男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破案之快堪比神探。马上一个叫安的右派被挑出来成了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随葬。右派安被五花大绑跪在我和佘老师曾带跳忠字舞的台上。头发被打手抓住往后揪，将安的脸固定在朝天一面，叫大家看看反革命的脸嘴。好可怜的右派安。我相信他真的不会写什么反动标语。那又为什么是他呢？可能他会四个国家的语言，平时多少有点傲，其实那不是傲，是一种气质。关键是会四国语言批斗对象的价值就不一般，连标语都是国际型号的，什么X国X国间谍，X国特务之类。也才显得A档次不一般。每次批斗完，安都被折腾得奄奄一息。A每次佈置完任务就消失了，从不出现在现场。
右派安就关在我们宿舍边上的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每天晚上他媳妇尹阿姨都会来门口坐着小声唱歌给丈夫听。唱得可好听了。大多是电影中的插曲，有时唱哭了还在唱，外面的唱得伤感，里面的心疼得挣扎，一个劲劝其别唱了快回家。让我也忍不住流泪。据说她原来是某歌舞团的独唱演员，丈夫划成右派后，她不像别的女人马上选择离婚，而是丢下工作陪丈夫来农场务农。现在还有这样的爱情吗？当然也证明安是何等魅力的男人、丈夫。这样的人会去厕所写反标吗？就算反动也不会用以他气质极不相符的低劣手法吧？我对尹阿姨说：“你劝劝他，让他承认了不就放出来了。”尹阿姨说：“你还小不懂。”是啊，我其实似懂非懂等于不懂。
好几次我都产生去办公室找A说情的冲动，但不知怎么开口，不会连我也被关起来吧？他已经不是原来初恋时那个单纯的知青了。
不久，一个叫明的右派又成了随葬，说他将帽子放在报纸上，报纸上有毛主席三个字。为了给他剃十字头，右派明双手被反捆着跪在地上，A的死党二毛将明的头按低下，提了个开水瓶打开瓶盖将滾烫的开水朝明的头上倒下去。右派明被烫得倒在地上打滚，因为手被捆绑想躲又站不起来。在地上苦苦挣扎没一个人敢去扶他。写到这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泪奔了。那时我开始恨A了，他不应该是这么狠毒的人，二毛刚来时和我们对唱歌时还是带几分羞涩的年轻人，怎么也变得这么残忍了。现在想想，他们不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随葬吗？
队长已经完全被A取代了，更严重的是队长不知得罪了场部革委会什么人，一夜间成了日本汉奸。因为队长原来高兴时爱说：大大的好。可能出于心虚，因为这个罪名实在太牵强太莫希有。或者碍于队长曾是A的伯乐。所以批斗没有打也没有跪，只是让他老实交待，坦白从宽。现在回忆那个批斗会真是荒唐到笑死不偿命。打手问：你是汉奸吗？队长答：是汉奸。打手问：日本人教你说什么日本话？队长答：大大的，好了好了。打手问：你是怎么当汉奸的？队长答：八个鸭路，死了死了的。问的无知，答的无奈，这是什么类形的革命？算算队长年龄，抗日战争时队长还没出生呢。难道革命也玩穿越？
毛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了。“深挖洞，广积粮，抓革命，促生产。”这条最高指示还真救了不少被关的，被描准还没来得及批斗随葬的人。再这样斗下去，没准我也该成苏修特务了。因我爱唱苏联情歌，但我相信A不敢将矛头对准我。因为“喀秋莎”还是他教我唱的呢。不是还要和我海枯石烂不变心吗？别逗了，连提拔他的队长他都可以下手，还有什么他不敢的？再这样斗下去，粮食都没得吃了，已经出现粮荒了，老天生气了。
这时农场正式改为生产建设兵团。每个队派一个军代表帮助转型，和A组成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批斗打手也转型成了监工，A成了周扒皮。
插秧季节到了，自由组合。我是队里出了名的“插秧机”昆明知青勇硬要和我组合，因为他牛高马大的，弯腰活肯定特累，我一个顶他俩。也许是我顶了两人任务的大头，他生活上很关心我，毎次到家都帮我打水打饭的，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好朋友。
那时三天两头大会战。大家又爱又怕，爱的是大会战时有点肉吃可以解馋，怕的是大会战简直是挑战人身体极限战。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早上五点敲钟吹号叫出工，晚上没叫谁也別想回家。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大家都累得不行了。中午送来吃的两个窝头早已消耗完了。知青纷纷坐到田埂边看着天上唱起“天上佈满星，月芽儿亮晶晶……”右派不敢坐，站田里磨洋工，托儿所里的婴儿饿得哭叫当妈的也不敢回家。勇对我说：“走，他们不敢走我带你走，怕个球。”我和勇真的穿起鞋回家了。所有人都向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和手式。好像我们代表着劳苦大众在争取人权。我对勇说：不会上演英雄未捷身先死吧？说：“别怕，有我在，出了亊我顶着。早就想揍A了。”
走到十字路口看见贵了，他见我和勇一点不惧地往回家路走，气势首先压住了他，勇还故意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拢住我的肩。队里没人不怕他，突然出现了逆袭，一个是初恋情人，一个是轻易可以打翻他的男人，他轻轻地问我：“全部回来了吗？＂”勇拉我边走边说：“理他搓球，周扒皮。”
我和勇居然成了劳苦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可能周扒皮的绰号多少唤回了A的良知，从此出工由早五点改为七点，收工时间也改为六点。大家很感激我俩冒险为大家争来的人权。有什么不满也会来和我们说。好像我们成了救世主。我和勇被恋爱了，都在成全，醉翁之意不在酒。勇比我大一岁，处处呵护着我，连我们自己都以为恋爱了。勇越发对我好了，除了插秧他不行，重活累活都一个人顶着，让我在凉处休息。
有一天，和他一个宿舍的右派趁勇不在悄悄同我：“你真和勇好了吗？”我不知怎么回答，因为我们虽然被恋爱了，但相互从未有过任何表示和承诺。我总不能自作多情吧？我摇摇头否定后右派张又神秘地对我说：“勇和他说过掏心话，说他真的很爱你，但他不可能和你结婚。就算他同意他家里也未必会同意。”右派张问：为什么？勇说：你们头上的帽子还用问吗？右派张关切地对我说：“所以你和他在一起一定要小心哟。”我明白了。我认定自己的命，就是红楼梦里晴雯的判词：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风流灵巧朝人嫉，多情公子空牵念。说实话我还真的有些爱上勇了。
但我相信右派张的话没骗我，我难受了好久，无论勇怎么加倍关爱我，我总觉得他像只披着羊皮的狼。我的悲情主义情节也许就从此种下了种子。如此相爱的人就因我是五类份子的子女，我的爱就该成为这个名词的随葬品吗？我不敢和勇单独在一起。更不敢答应他任何外出约会。也许至今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文革后听说他返昆当了名公安。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初恋A知青返城回上海后，就活得压抑了。知青们的任何活动他从不参加，头发也掉光了。上半年去看他，他活在自己的心里，两耳不闻窗外亊，一心炒几个小菜下杯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