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这间阴暗污秽的窝棚里，这位中年妇女蹲在地上谈论着自己流产的次数，丝毫没感到尴尬。这里位于上海郊区，环境污染相当严重。
她头胎生了个儿子，后来怀的孩子全都流掉了。否则根据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每超生一胎就得交1万美元甚至更多的罚款，对于像她这样的普通农民来说实在难以承受。她很高兴头胎就幸运地生了儿子，而不是生了一个又一个女儿才等来一个儿子。
无论从任何角度，这个女人的故事都十分寻常，只有一点除外：她来自我最大的养女的家乡。而她原本差一点儿就可能是我养女的妈妈。
我在上海生活的这七年，遇到过几十个来自我两个养女家乡的女性（以及一些男性）。他们从事的职业包括保姆、美发师、卖鳄梨的摊贩、按摩师、修脚师和拾荒者。给我剪头发的小伙子来自我小女儿老家，帮我做按摩的来自我大女儿的出生地。
这些年来我总是不断地追问他们，我的孩子们出生时–她们大约出生于上世纪末–他们老家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告诉我的那些只有当地人知晓的信息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没人知道我两个养女的亲生父母为什么要抛弃她们，我的两个孩子对这个问题更是毫无兴趣，但从她们家乡过来打工的这些农民至少有助于我做出一些有根据的推测。(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的两个孩子甚至会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在她们出生的那个年代，仅因为是个女孩就被抛弃的现象是普遍还是罕见？她们可能有兄弟姐妹吗？如果有的话，是会有姐妹，还是有兄弟，亦或皆有？有没有可能她们是非婚生子女？是的，这无异于“茶叶占卜”。但总好过凭空瞎猜。
这位妇女说道：“在我老家，弃婴最多的时候是1989年到1999年。”她并不知道我的养女就是这段时期末出生的。她肤色黝黑，一脸坦率，脸生得很宽，一口整齐的牙齿即使在昏暗的房间内都很引人注目。在这套两居室的房间里，住了她和她的丈夫、儿子、儿媳以及蹒跚学步的小孙子。她丈夫也来自我养女的家乡，他蹲在她身边，正在用磁铁从废金属中筛分出一堆堆垫圈、螺母和螺钉。他们16个月大的孙子穿着老式开裆裤，直接在地上撒了一泡尿(看起来也没人在意)。
她说：“大多数弃婴都是女孩，她们的父母想要个男孩，但又不想被罚款，超生处罚可不是笔小数目。”虽然她没提及，但我已经知道在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孩，可以再生一个，给了他们第二次生一个宝贝男孩的机会。可头胎就生男孩的农村父母就不能生二胎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称这个政策为“一个半子女政策”
那么，理论上说，我养女的家庭环境可能是怎样的呢？(我们本来是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来采访这家人，但我一有机会就会来一番“茶叶占卜”。)她说：“这些被抛弃的孩子通常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一直觉得这个推测是合理的，在农村地区，许多农村家庭生一个女孩再生一个男孩是合法的，所以只有在头胎之后出生的女孩会被抛弃。
这个女人实事求是地说：“年轻女性如果是婚前怀孕，也会抛弃她们的孩子，往往是在生下孩子后的短短几天内，因为过了这几天母亲就会对孩子产生感情，就舍不得把孩子送走了。抛弃孩子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孩子送给没有子女的夫妻，另一种是把孩子放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我养女的生身父母选择了后一种方式。
她说：“农村人现在不会扔掉健康的女孩。现在如果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他们就养两个女儿。”
换句话说，如果我的养女是现在出生的，她们很可能不会成为我的孩子。由于命运、政治和经济上神奇的机缘巧合，她们恰好在我想收养她们的那个时刻成为了弃婴。她们的存在反映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的中国。
我很感激还有人能够在一个下午蹲在地上，把这些事告诉了我。(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