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约我谈谈在中国出书的事。这个话题最近不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2015年美国图书博览会。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也在5月发表了一份出色且非常有用的报告：“审查与良心：外国作家与中国审查的挑战”，讲述了外国作家在中国出版书籍面临的限制。国际笔会还在图书博览会期间组织了抗议活动。
我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三本书，在此过程中同意接受了一些被认为是政治必需的改动；而我拒绝在中国出版我的另外一本书，因为我觉得为出此书而必须做出的删节，会从根本上改变文本的涵义。今年初，我为《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随笔，讲述了我在中国一次巡回售书的经历：中国压抑的政治气候与阅历丰富、了解时事的读者之间的反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很愿意聊聊，并且告知她未来几天可以电话采访的时间。
我自己也是记者，所以对错过采访线索的痛感颇深。时间紧迫，素材繁杂，报道重点变化——很多原因会导致记者忘了打电话跟进，但总有错失机会的风险。《纽约时报》的记者没再与我联系，但我后来看到了报纸上的文章《纽约书展中国走红，中国作家抗议出版审查》。这篇报道引用了一些因遭到出版审查而愤怒不已的中国和外国作家的话，也提到了一些同意接受修改并在中国出书的外国作家，但却没有引用这些作家的评论。更没有人指出，有些书籍虽然经受审查，但仍旧为中国读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过去几年，我也注意到了在有关中国审查外国出版物的新闻报道中存在一个问题。去年，《南华早报》在一篇特写中采访了我，那篇报道在我看来并不平衡–文章在1000多字之后才引入一位作家的话，后者认为，即使在中国出版的内容会遭受审查，但让中国读者接触到更多信息仍旧是有益处的。
我的同事、朋友梅英东(Michael Meyer)写过两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消失的老北京》一书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他抱怨说，外国记者们似乎对这一点总是闭口不提：那些了解中国并且与中国出版社深度合作的“中国通”外国作家们，在中国出书时常常能够引入一些中国读者本来无从接触的内容。
“(外国记者们的)报道总是关注那些金钱而非智力的交流；总是关注哪些内容被删减，而不是哪些内容得以保留。”梅英东写道。《消失的老北京》一书对北京的拆迁开发持高度批评态度，但在大陆出版的版本中，总共只有不到一页的内容被删。“比遭到删减的那三段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那些一字未动的内容，”他说。
梅英东说，《纽约时报》在2013年10月首次发表关于这个话题的长篇报道时，未能确切描述他的经历。那篇报道的主要人物是哈佛大学社会科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后者为了让自己的《邓小平传》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同意接受审查。我也对那篇报道的某个方面感到不妥：它强调了外国作者们在中国出书的财务动机，文章标题也是《作家们为了在中国卖书而接受审查规则》。但是，傅高义是一位年过八旬的退休教授，尽管他为了中国读者能读到他的书做出了一些妥协，但我不认为那是为了金钱。当然，《纽约时报》很快登出了傅高义的母校–俄亥俄卫斯理大学校长的一封信，后者指出，傅高义在出版该书中文版之前即以合同形式将所有版税捐给该校，用于资助学术交流活动。
傅高义后来对我说，他感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是“突如其来的袭击”，因为该报记者从来没有问过他版税或是金钱的事。采写该文的记者杰安迪（Andrew Jacobs）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他说，那篇文章并未直接声称傅高义是为经济利益而在中国出书。这是事实，但文章标题和整体的语气透露出的暗示也令人不安。迄今为止，傅高义《邓小平传》一书的版税已经为俄亥俄卫斯理大学带来了103.7万美元的捐赠。一位拱手赠出这么多钱的退休社会学家，他的名声绝不应该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贪财”指控而遭到污损。
《纽约时报》还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的一封信。她指出，该报文章未能说明的一点是，尽管傅高义的《邓小平传》中文版遭受审查，但该书仍旧让有关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的很多关键事实首次在中国得以发表。我认为，就傅高义等作者们做出的妥协展开辩论固然重要，但为了公平起见，《纽约时报》的文章应该提到，《邓小平传》令许多敏感的历史素材在中国首次得见天日。（傅高义说，他在接受杰安迪采访时强调了这个细节，后者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编辑也应该可以证实。）
就如今的新闻周期来说，这一切已经是久远的历史了：有关报道发表于一年半以前。但在《纽约时报》网站上搜索，人们仍旧能看到报道原文，没有任何更正、澄清，也没有提到那些读者来信，而且其他记者仍旧在引用这篇报道。《纽约时报》今年5月底关于纽约书展的报道仍旧多次提及傅高义和他的书，但记者没有联系他，没给他进一步发表意见的机会(他说他不同意此文对他的观点的概括，希望能有机会解释)。这也体现了我对有关这个话题的新闻报道的意见。此类报道往往强调金钱，强调中国市场之大，但没有采访真正的中国读者。结果就是我们只见人群而不见个体，而个体的读者可能对其政府控制信息的做法有更加深刻的见解。
外国记者似乎没什么兴趣了解外国作者们在中国出书的具体动机。这个问题涉及个人的声誉，可能引发激烈的批评。我在《纽约客》的随笔发表之后，有一位同样出版过有关中国书籍的作者，把我在中国出书的决定与阿联酋虐待劳工的做法相提并论。
梅英东最近写信给我说：“我宁可接受审查，也不接受这个档次的新闻报道，谢谢。”当然，他是在开玩笑。没有人会认为美国记者们带有偏见而不全面的研究会如同共产党压制作家、异议人士和控制信息流动一般恶劣。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能让中国最恶劣的方面影响我们的讨论。这在当下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变得越发压抑。目前外国记者经常遭到中国当局骚扰，而《纽约时报》的遭遇尤甚。
正因为如此，我们关于在中国出书的讨论也应该更加平衡，必须切实努力听到各种不同声音。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记者们刻意回避某些合理的意见，也会妨碍信息自由。如果让我给国际笔会的报告提意见，这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有必要提到当前的政治气候会造成美国媒体报道偏颇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对那些在中国出书的人的不公正攻击。但要想了解这一点，国际笔会就必须采访更多在中国大陆出过书的专家们。为国际笔会撰写这篇报告的记者欧蕾珊(Alexa Olesen)曾经联系过我，我当时正在为《纽约客》写那篇随笔。我说我很愿意在《纽约客》的文章发表之后接受采访，但她没有跟进。
国际笔会方面没有任何人采访过傅高义。欧蕾珊仅仅与梅英东有过简短的邮件往来，没有做正式采访。我们是少数在中国出版过书籍的作者中的三位，而且我们都仔细审读过我们的中文版本，参加了在中国的巡回售书活动，并且与西方媒体讨论过这个话题。国际笔会的报告多次提及我们的名字，因此，正式采访我们也应是恰当之举。
尽管如此，我仍要强调，国际笔会的报告在整体上是非常出色的，详尽而富于细节，并且避免了很多其他媒体对此非黑即白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国际笔会采访了很多中国作家、异议人士、编辑，并且引用了他们的观点。欧蕾珊应得好评，这个报告也为任何想在中国出书的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报告指出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一位作者仅仅签署出版中文版书籍的合同，而没有掌控整个过程，他的书可能在未经本人允许的情况下遭到删改。国际笔会的报告建议，外国作者们应该与可靠的出版社合作，单独聘请翻译审读译本，并且尽量与出版社谈判，避免删改。
整体上说，外国“中国通”们与那些签了中文版合同就不再跟进的外国作者是有区别的。外国媒体的报道绝少对两者加以区分–实际上，多数批评指向那些“中国通”作者们，而那些放手不管的作者们则被描绘成审查官的无辜受害者。有必要指出，多数在中国出书的“中国通”们是出于原则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媒体报道经常称之为妥协，甚至是自我弱化价值观，而国际笔会的报告对此略有平衡，从该报告中的一些小标题可见一斑：“权衡之选：接受审查的作家们”、“立场坚定：拒绝审查的作家们”。
我想，我算是“接受了审查”的作家，但我认为我在中国出书有更正面的意义：我坚信教育和传播信息的重要性。我在中国做过教师和记者，这些经验让我坚信一件事：如果没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就不应该刻意拒绝与人分享那些可能有用的信息和想法。尽管他们的非民选、持高压政策的政府可能会审查其他信息，但这并不构成充足的理由。
我对此的感受尤其强烈，因为我亲身体会了这一点：许多中国人即使在重重政治限制之下，仍旧能够提高自身教育水平，增进见识。与梅英东一样，我最初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的身份来华，在一个叫做涪陵的小城教书。当时我的多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祖辈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多数大学的管理者都是保守的共产党官僚，教学内容极度受限，与今天大不相同。尽管如此，这些学生仍能够学习知识，即使是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仍旧对我说，接触了外国人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经历当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离开和平队之后，我的研究和写作仍旧以和我的学生一样的个体中国人为核心。他们的祖辈贫困、没受过教育、与世隔绝，但现在的他们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非常强烈地感到，我的书应该以廉价、便捷的方式，以普通中国人能读懂的语言，让更多的中国人读到，尤其是在我生活过和做过研究的那些地方。
当我们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往往过于重视异见人士、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观点–但假如我们真的是受民主本能驱动，我们更应该仔细考虑，如何把信息提供给广大非精英群体、无数普通的中国人。
我的书也曾出版过未经审查的台湾版，有些大陆读者也有办法读到，但通常并不容易。台湾版有时能在淘宝等网站上找到，但通常比大陆版本贵7倍。近来我也注意到，海外版本在大陆的销售也受到了限制。即使大陆读者能买到台湾版，繁体字和竖排版也往往让他们难以卒读。
最近，一位叫做张梦珂的浙江大学学生采访了我。她正在写学位论文。在一封邮件中，她提到了我的第二本书《甲骨文》(Oracle Bones)，也就是我决定不在中国出版的那本。“你也许发现了，我没有问任何关于《甲骨文》一书的问题，”她写道。“很多中国读者可能没听说过这本书。我刚刚读完它。可以说，这也许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她接下去写道：“但是很遗憾，它可能永远也不会在中国出版了。我真恨审查……”当我问到她对我出版的其他几本书(它们都受到了轻度的审查)的看法时，她写道：“但我认为(你的)这些书的确值得在中国出版。”
国际笔会的报告也引用了中国作家们类似的评论。我还没听到中国有任何人认为我出版大陆版本的决定是错误的，或者会对我个人有所损害。事实上，与我就这个问题交谈过的每个中国人都认为，这几本书是有用的资源。
归根到底，选择置身事外是无法解决中国的出版审查问题的。我必须接受现实：如果我决定不出版《甲骨文》的中国大陆版本，它的读者群将被限制在少数中国精英之内，其中很多人精通英文，或者能够到海外旅行。我其他几本书的主题远没有这么敏感，所以我认为做出妥协是值得的。大陆版本的卷首都有醒目说明，指出部分内容有删减，并请读者访问我的网站，我在那里列出了被删减的内容。我经常接到访问网站的中国读者的来信，例如这位在今年春天写信给我的河北高中生：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学生，我的英语也不太好。如果我的邮件不是很清楚，请原谅。我只是想表达感谢，因为你的书对于一位渴望了解她的国家的女孩很有帮助。”
最后，在中国出书的问题，需要放在外国在华活动的大背景下考虑。记者们有时会对我说，任何人如果允许他或她的作品被审查，就是在默默支持一个囚禁作家和异议人士的政权。历史学家史伯岭(Elliot H. Sperling)近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当那些身处中国之外的人默许他们的作品被审查时–无论他们以何种借口向自己和同僚们解释这种行为–他们就是在积极地促进中国国内那些勇敢的作家和艺术家生存的空间进一步受到限制……”
依照这个逻辑，任何外国人都不应该在中国的学术机构内任教，因为当权者限制了教学的材料和内容，而且因为在这个国家有些学者也受到监禁，学术机构也是重要的宣传机器。任何外国语言学者和学生也不应该在华学习，因为他们自愿进入这个国家，他们交的学费也可能被用来延续这个政权。同样，也不应该与中国举行任何学术交流，外国政府不该资助任何文化活动，更不要提富布赖特奖学金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在华活动。所有上述在华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限制，中断这一切活动会把美国对华文化政策变成类似针对古巴的政策，而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改变对古巴的政策。
多数理智的人认为，外国对华交流应该以个案来判断。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课堂教授英语口语，他不是在支持中国政府囚禁异议学者–他只不过是在教英语口语。实际上，他有理由相信，这种交流对于一个正在试图跨越漫长而痛苦的自我封闭历史的社会来说，能够起到微小的积极作用。当然，外国教师们的确不该在中国教授某些课程，正如外国非政府组织也不应该在中国做某些事。该与不该的界限时常变化–例如，由于近期的政治打压，某些外国非政府组织被迫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其中有些组织完全可能合理地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在中国的工作。但其他组织可能只需做出极小的妥协，并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如果因为中国政府整体的态度就谴责这些组织，那是错误的。
基于同样的道理，我相信某些被审查的书籍仍旧可以负责任地在中国出版，但其他书就不行。我对国际笔会报告最后的一点不同意见，在于它建议作者们“应该抵制……涉及重大历史、政治和人权话题……的审查，”包括天安门广场屠杀的话题。有些外国作家声称，此类作品如果可能在中国受到任何审查或文字修改，就不应该出版。但这实际上又是让中共最恶劣的方面决定了我们的讨论和行为规范。由于偏执的猜忌，且拒不接受言论自由，中国当权者为本国公民制造了某些严格的“红线”，但我们不必同样制造“红线”。如果我们把所有是否在中国出书的决定建立在是否会被迫把天安门“屠杀”改为“事件”，那我们就跟审查官们一样受到了狭隘思维的污染。尽管我们也会对这种奥威尔式的“委婉语”感到不齿，但我们大可不必像国际笔会报告建议的那样，把这作为出版与否的首要标准。
为了在中国大陆出版我的第一本书《江城》，我不得不同意删除或修改偶尔提到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或相关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但那本书的中心内容在于我与我的学生们和其他涪陵人建立的个人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交流想法。在涪陵那样的地方，重大历史事件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山高皇帝远，如果因为某些微小删节就不发表中文版，那也违背了该书的精神，更是与我作为教师在涪陵学到的一切背道而驰。
相反，在《甲骨文》一书中，我写了长长的一段文字，描述我在天安门屠杀10周年的时候造访广场的经历。那本书的主题就是如何创造叙事和历史，以及政治限制和记者的偏见等力量如何影响新闻报道。所以我认为，如果允许这段描写被审查，那就会从根本上篡改该书的主题。结果是，我拒绝在中国大陆出版《甲骨文》中文版。同样一位作者，同样的历史事件–但完全不同的反应。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这应该不难理解：我们一向能够理解不同的道德观和法律互相冲突的情形，在这方面拥有悠久传统。就像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哈克-费恩(他的故事至今在美国仍旧会受到审查)说的那样：“好吧，那我就下地狱吧！”(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