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十八大为新起点标志的反腐败运动，迄今已经两年半了。再过两年半，中共就要按期举行十九大–如果一切都顺利不出大事的话。两年半的反腐败运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特别像刚闭幕的周永康案。然而在海外媒体上，大多数报道和点评均是以一个主题来作解释，往往把反腐败描画成电视连续剧式的过程。虽然那些不全是无稽之谈，但这个运动是不应该被这么全盘戏剧化的。
客观地说，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包含实实在在的正当性。在这个“一石击多鸟”的高难度和高风险的颇具规模的操作中，有一个目标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一目标已被拖延很久–就是通过严厉惩罚可以计数的少量官员，以威胁和警示庞大的党政军警干部队伍，达到重整和强化纪律约束的普遍效果。相关的官员落马统计数据在中纪委网站上时有更新，在这里不大幅度重复引用。
这一目标极难达到，首先是因为涉及面太广。中国大陆所谓的“干部”队伍(包括文职武职)究竟有多大，海内外学术界有很多种估算法。最省事的是简单照搬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或者引用内地媒体报道的“吃皇粮”人数的毛估，大概有四千多万人。显然这么多人不是目前反腐败运动要加强纪律约束的主要对象–太多了，管不过来。考虑到凡是在中国担任最基层以上级别的负责干部必须是中共党员，把现有的中共党员八千五百万人的十分之一作为目标，那也极其可观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层级繁复、系统杂多、不允许信息系统自由运转，即透明度很低的环境里，管辖八百多万手握实权的干部队伍，是超级困难的系统工程。加上最高层拒绝在现有体制之外、自下而上的独立监控机制，于是利用反腐败运动“打虎吓猴”就成为唯一的常规性手段，以强化自上而下的纪律约束。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反腐早已经超越“杀鸡吓猴”的初级阶段了。
读者可以翻阅近年里相关的报道：上级纪检委来人到下级单位抓捕嫌疑腐败的干部，都是搞突然袭击，而且越来越频繁的，是在该干部开会期间甚至会议进行中途抓人，以让被抓者的同事们知道甚至目击这一事态，强化其警告和威吓的效果。
由于这个目标针对的不是具体个人或部门，而是整个干部队伍，所以我们不应该从“点”即某某个人如周永康之流的倒台来观察其效果，而应该从“面”上来看。中共十八大上接班的最高层领导人在此前的很多年里，有太多机会观察庞大的干部队伍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这不能不令他们焦虑不安。他们要通过反腐败重整干部纪律，使众多的干部不要太不听话、太自作主张、太老油条滑头、太放肆被公众抓到把柄、太胡来惹发民众上街抗议、太机会主义随时准备把财产和家人情人送到外国。
这些失控在十八大之前的22年中愈演愈烈，其要害早就被北京大学毕业后步入官场、洞察其中奥妙的前中共地级市委书记胡建学(1991年任山东泰安市委书记，1996年因犯受贿罪落马)一语点破：“到我们这一级的干部就没人管了”(参阅资料汇编《反贪公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第501-507页)。他说得极有道理：下面的人对他们无权管，下属要想得到提拔，只能跟着他们干坏事、卖力为他们干坏事。老百姓若是胆敢监督他们，就立马被维稳。而上面更有权力的人对他们只看两件事：GDP是不是上去了？地方上是不是安稳？对其它的事基本不管。
以上这种长期延续的状态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受到越来越有力的扭转。庞大的干部队伍普遍失控的现象，如今得到了大面积整顿。如果我们以当年胡建学的那句名言(本地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语录”)作为一个对照点，可以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已经立竿见影、初见成效，因为如今连“副国级”干部都不会认为，无人管他们。
可是新的麻烦来了，而且这个麻烦还不小–广大干部消极怠工，上班不干事，出工不出力。绝大多数官员虽然不敢再顶风作案、犯下新的贪腐过失，但他们也不卖力干活、作出新的贡献。 换句话说，你能通过大力反腐吓得他们不敢干坏事，但你无法通过同一方式驱使他们干好事。他们干脆不做事。
消极怠工属于政治社会学里的“软抵抗”范畴，是“力量相对弱的一方最常用、代价较小的反抗手段”(参阅经典分析：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国的干部在民众面前，依然是相对强的一方；他们要想以维稳的名义抓人关人，照样抓照样关，硬得很。但他们在高层领导面前，是相对弱的一方，“软抵抗”是他们最方便的武器。
中国广大干部的这一应对方式，早就被他们执政所在地的民众看得清清楚楚：“以前是不给足好处，不给办事。现在是不收好处，更不给办事。”这个广泛的不作为状态，连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正视：“‘不敢为’、‘不想为’、‘不会为’等现象在一些官员身上不同程度存在。为了不出事、不担责，一些官员甘当‘太平官’、‘庸官’、‘懒官’，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为刹住这股‘为官不为’之风，辽宁、广东、贵州等地正探索并陆续出台相关文件，加大惩处庸政、懒政行为，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等制度”(据新华网2015年4月16日北京电)。
2015年4月22日，《2014年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发展报告》在市委党校发布，近六成受访者不满政府“懒政怠政”(据《新京报》2015年4月23日报道)。众所周知，这些负面报道能够在中国官方渠道出大声，多半是因为最高层领导对此实在看不下去了，覆盖面太广了，涉及经济、党务、社会管理、文教、卫生、公共事业、警察、军队，等等。
如果天安门官场“毛主席纪念堂”里的主人目击这些事态，他估计也会长叹一声：“同志们，老实说，软抵抗我也遭遇过！”在中共历史上与目前最切近的一个先例，是1951年年底发动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当时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掌控了大量的新资源后，马上就面临着大批干部迅速贪污腐败的情况，“三反”于是成为不得不下的猛药。可惜它是非常短命的，只操作到1952年1月下旬就突然转移目标了，从主要打击党内的腐败分子，变成主要打击党外的“剥削阶级分子”(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三册第2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三册第14-15页、第53-54页)。
此中极为深刻的个中缘由归结为一点就是，新政权的运作，靠的是党内干部。你不允许他们多得好处，他们就不给你卖力干活。他们掌控着全国最关键的“系统运转要道和关节点”，一旦他们消极怠工，大中型的体系都会空转乃至逐步瘫痪。现在的中纪委领导老是讲反腐败也应该是“新常态”，大半就是感叹于历史上那个短命的“三反运动”。虽然目前的反腐败运动持续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可是，中纪委和身边的团队再加班加点，也难以解决全国大中型体系空转和半瘫痪的症结。
打老虎难，打大老虎更难，而想要通过打倒数目可观的“老虎”打出全国干部体系的工作积极性，则是最难的，这是毛泽东在1950年代初就试图解决，但到他去世都远未解决的难题。
六年半前西方金融海啸爆发，格林斯潘引用了一句俗话：“只有退潮之后，才能看出谁没穿游泳裤就下水。”此言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有实效，它点破了非常规性质的大事件对混沌市场的大清盘功效。迄今两年半的反腐败运动，在中国的几大领域都起到了类似的“大退潮、大清盘”功效，击破了此前多少美妙理论试图让全天下相信的奇迹。
其中之一便是meritocracy 即“贤能官员统治制度”，大意是在中国，不需要推进在别的国家经过几代人反复实践建立起来的官员监督选拔制度–对官员的多层次、多维度、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监控机制。因为中国早已经发展出Meritocracy(任人唯贤)，仅凭着体制内部的自我监督，就能使又贤又能的人稳居最该由他们担任的官位，无私无贪、全心全意地为公众谋福利。
两年半来，借由大力反腐败揭发出来的一片片塌方式案例、特别是普遍的“软抵抗、不作为”现象，透露出一个无比沉重的信息：对中国庞大的官员体系来说，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卖力干活、工作出绩效的最主要激励，实际上来自正式工资和福利之外的那些收入和好处。因为目前的反腐败并没有减少他们正式的工资和福利，清扫的只是不属于这个清白范畴的种种实惠，也就是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那几块。这么一来，他们就普遍地消极怠工、上班不做事、出勤不出活了。
这才是深层的体制性难题。这个难题在中国的解决，不知道还要耗费多少代人的努力。好在中国有大量体制外和体制内的明白人，不会被“贤能官员统治制度”的迷魂汤灌醉(F. Fernandez-Armesto, “In Praise of Petty Politics”, Wall Streel Journal, 10 June 2015, p. 13)。那些负有责任心的人士，不会放弃在中国建立有效的、独立的、可持续的权力制衡制度的事业。这是比办周永康之类案件更加关乎中国未来的高难度挑战。(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