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如何反思战争也揭示着一个国家今天如何看待自己。德国的德累斯顿和日本的长崎都是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的城市。记者通过对比两家博物馆的不同描绘与诠释，思索德国和日本战争反思之不同。
好，就拿两个博物馆来对照比较一下吧。一个在德累斯顿，一个在长崎。这两个城市都被炸成废墟、成千上万人丧命。它们是如何描绘战争的？
1945年2月，美丽的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两天遭受英美空军地毯式轰炸，至少2万人丧生，实际数字也许远远不止于此。就连丘吉尔都质疑过“单单为了增加恐怖轰炸德国城市”的目的。他问，“难道我们都是野兽？”由此，如果说真有哪个地方代表着德国的受害人身份，德累斯顿当仁不让。但是，德累斯顿的博物馆内，没有受害人的感觉。相反，解说将德累斯顿遭受轰炸描绘为笼罩着欧洲许多城市的恐怖阴霾的一部分，包括那些被纳粹德国空军炸毁的城市，比如鹿特丹、考文垂、斯大林格勒、华沙。
德累斯顿博物馆并列陈设的展品旨在唤起参观者的深思：紧挨着德雷顿烧得漆黑的铺路石，是鹿特丹的铺路石，1940年，鹿特丹遭到纳粹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再过去，是波兰城市维隆(Wielun)的铺路石。纳粹德国的斯图卡轰炸机袭击维隆、打响二战第一枪。
今年，德累斯顿博物馆推出一项大轰炸特别展览。展览的导言说，“德累斯顿只是二战期间被摧毁的数以千计的城镇之一。二战自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开始，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欧洲投降结束。”导言还说，德累斯顿大轰炸挽救了部分生命：如果德累斯顿继续不受挑战的存在下去、那些可能被杀害的人，“包括犹太人、政治犯、奴工。”
博物馆并没有淡化恐怖。大轰炸展厅位于博物馆顶层，一旁有一个高高的平台，可以俯瞰德累斯顿全景，想一想当年轰炸机黑云压城、地面大火熊熊……但是，博物馆并没有仅仅描绘战争的恐怖，它并不把行动和后果分家，而是把大轰炸融入欧洲战争以及战争的起因。博物馆没说轰炸是正义的，但是也不指责这是战争罪。它描绘的犹如一张复杂的图画，让参观者自己去深思。
德累斯顿确实经历了深深的思索。德累斯顿老市场广场。当年，6865轰炸死难者的尸体在这里火化。今天这里只有一块小小的牌匾，上面的铭文直译是，“来自德国、走向世界的战争恐怖回到了我们这座城市。”粗略地意译一下可能应该是“德国发动了战争，我们恶有恶报”(Reap the whirlwind)。
德累斯顿辩论过这句话。有人提出不应包括问责，他们说德国也是受害者。但是，这些反对声音被否决，德国的罪责明确写入了市中心的牌匾上。行动和后果是联在一起的。
这和长崎形成对比。1945年8月9日，瞬间，长崎被夷为平地。长崎的博物馆内，清晰地描绘出原爆的恐怖。展品包括教堂雕塑的碎片、烧化的念珠、瓶子，爆炸后几乎无房不塌、无人幸存的照片。但是，并没有因果关系，或者，仅仅暗示了因果关系。在这家博物馆内，日本不是自己行动、而是战争的受害者：没有坦率讲明战争是怎样爆发的。
在长崎和平公园内，人们在和平塑像前祈祷和平、悼念原爆死难者。博物馆的评述使用的是被动语态：“日本持续15年陷入(Was engaged in)战争”，首先是1931年9月满洲事件到和中国开战，然后是太平洋战争，直到1945年8月。
评述语还说，对华战争的持久引起日本实施“控制经济”和“政府主导”；与此同时，其“”南部扩张“政策将日本带入与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冲突，引发太平洋战争之困境。评述接着说，“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也被拖入冲突，以不同方式成为受害者。”
从长崎博物馆得出的印象是，日本对抗地区殖民对手，这样的战争中总会出坏事。没有提珍珠港、裕仁天皇和他的战将。和平公园正如其名，主旨是颂扬和平。谁能质疑和平之美好呢？和平总比战争好。但是，吟咏和平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它避开了罪责、问责的问题。
两家博物馆处理方式不同的原因既难确定、也很复杂。日本和德国不一样。希特勒死了，但是，德国人总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一人头上。裕仁天皇活下来了，美国人决定不对他加以战争罪审讯。战后，天皇继续坐在宝座上，罪责也更加容易偏转。
在德国，集中营的纪录片在电影院播放。德国战俘被迫观看。德国个人不得不直面他们自己的共犯行为。在日本，暴行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也许可以描绘为战争中总会出的坏事。
不管你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反犹大屠杀。还有，德国在西方的受害者选择了原谅，至少，他们决定着手重建欧洲、包括德国。而日本入侵的邻国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原谅。这一切，都是为了推敲两个国家的战争罪责感。毫无疑问，态度是不同的。
长崎博物馆有一家商店，出售各色印有“和平”字样的纪念品。但是，离开商店，你心里想的是战争的恐怖和和平的美好。谁能质疑这样的感受？但是，离开德累斯顿博物馆，你心绪万千，思索战争与和平之复杂，回想战争的恐怖，也思索战争的原因。它并不躲避罪责—德国的罪责。博物馆深刻、清晰地审视德国的过去。
一件印着“和平”二字的体恤衫不是替代品。(来源：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