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地中海世界呈现出一派“大众创新”的盛况。
“创业板”上雄州雾列：斯巴达的风格是坚持主业，不断做减法。雅典的优势是审时度势，整合资源。从一个原本偏僻的小国马其顿，出来了一位千载难逢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大帝，他只用13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市值第一”的帝国。但亚历山大的帝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发高烧身亡，庞大的帝国随之分崩离析。他的两个部将，托勒密和塞琉西，分别占据了埃及和叙利亚，成功地“借壳上市”，马其顿王国的本部经历了60多年的动荡之后，通过安提柯二世的重组，也逐渐稳定下来。在地中海南岸，迦太基凭借海上优势，雄踞西地中海，规模不断扩张。
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在意大利半岛上一群逃亡者建立的罗马，才是这一地区最终的王者。
罗马人自称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后代，他们的祖上在特洛伊兵败城破之后一路漂泊，最终到达台伯河下游的七座小丘，才落草为安。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因为光棍太多，没有姑娘，他们就去抢夺、强暴附近撒宾族的妇女。公元前509年，罗马进入“共和时期”。从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罗马先后战胜了附近一些部落，成为意大利半岛上的霸主。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167年，是罗马扩张的关键时期。按照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的说法，“没有人在其性情上会如此狭隘或冷漠，乃至不想去探究罗马人究竟是利用何种方法，以及在何种政府体制之下，在不到53年的时间，将几乎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地方都纳入他们的统治，这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
这段话是一个战败者对胜利者心悦诚服的赞美。
波里比阿出生在公元前3世纪末，他的故乡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是当时希腊城邦的两大联盟之一亚该亚联盟的成员。公元前171-168年，爆发了罗马与马其顿之间的战争，马其顿战败。亚该亚联盟在这场战争中犹疑不决、瞻前顾后，惹恼了罗马的元老院。公元前167年，大约1000名亚该亚人被送到罗马审判，一去就被羁留了16年。波里比阿到达罗马之后，很幸运地与“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养子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相识，成为小西庇阿的家庭教师，与罗马上层社会交往甚密。
波里比阿的名著《历史》记录了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之间的历史。在这段时期，罗马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拨苦战多年，最终摧毁了迦太基。罗马军队东征西伐，在西边征服了西班牙，在东边灭了马其顿、科林斯，控制了整个希腊。地中海上，已经无人能够与罗马抗衡。罗马帝国的基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为什么罗马帝国能迅速崛起？波里比阿谈到了罗马在战术上的创新，比如迦太基的海军力量更为强大，罗马军队则擅长陆战。于是，罗马军队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装置，绰号“乌鸦”，即装在船头的一套活动舷梯。当罗马的战船和迦太基战船相撞之后，罗马战船上的“乌鸦”就会从天而降，落在迦太基战船的甲板上，牢牢地把两船固定在一起，罗马士兵乘机登上迦太基战船，短兵相接，如履平地。这一“秘密武器”一下子扭转了罗马和迦太基在海战中的优劣对比。他也谈到罗马军队组织高效、纪律严明，对罗马军队如何安营扎寨、排兵布阵、以及将士的武器装备、盔甲制服，均有详细的介绍。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强调的是历史深处的体制力量。在他看来，罗马在政治体制上的优势，才是其迅速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波里比阿描述了政治革命的周期：最早是贤明的国王，建立的是王权政治。人们之所以推选国王的后代当权，乃是因为相信他们会和先王有着一样的胸襟和气度，但“王二代”往往令人失望，王权政治沦落为僭主，甚至暴君统治。一个社会中最有地位的贵族们就会起来驱逐暴君，建立贵族统治。好景不长，贵族统治逐渐腐败，又会蜕化为寡头统治。被统治者的失望最终变成了绝望，他们会赶走贵族，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一样会孳生蠹虫，人们会习惯慷他人之慨，觊觎邻居的财富，民主政治又沦为暴民政治。周而复始，万劫轮回。但在波里比阿看来，罗马的政治体制却融合了王权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优点，是最优秀的宪政典范。执政官手握大权，但却要向元老院汇报。元老院决定财政收支、诉讼外交，但也会受到平民大会的节制。
波里比阿的描述不免有疏漏和失真之处。和迦太基财大气粗、大量依靠雇佣军相比，罗马军团主要由公民和意大利联盟的友军组成，军心更加稳定，士气更加高涨。不可否认，这确是罗马的体制优势。但是，罗马的公民权有名无实，理论上讲，罗马公民都具有参政权，但其对政治的影响力有限。元老院总是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扼杀平民阶层的夺权。罗马公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也很少，主要是穷人能得到一些“救济粮”，但就算这些“救济粮”也时多时少、时有时无。正因为如此，罗马才和希腊诸城邦不同，当征服了周边部落之后，罗马会“慷慨”地把公民权给予被征服者。
如果再仔细去看，罗马的公民权也分不同的等级，犹如中国古代的“五服”制度，从内到外，由近及远，一层层扩展和稀释。与罗马结盟的意大利其它邦国，或因战败而臣服罗马的人民，能够享受到的权利是有差异的。罗马城外的公民因居住偏远，实际上无法行使其公民权；罗马在外建立的拉丁殖民地的居民，只享受部分的公民权，只有移居罗马之后，才能享受充分的公民权；拉丁殖民地的当地精英，可以被赐予罗马公民权，以此吸纳地方精英；与罗马结盟的意大利和希腊的部落或城邦，与罗马分别订立不同的条约，打仗的时候要出兵，有了战利品也可以分一本羹。正是借助这样的“分层管理”体制，罗马才能对其盟友“分而治之”。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罗马俨然是最大的股东，享受到最多的好处，其它意大利联盟的成员则好似小股东，也能利益均沾。
在罗马漫长的历史中，这一体制并非总是有效的。贵族与平民的政治斗争贯穿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历史，留下了无数暴力和流血事件。公元前91-88年，意大利半岛上爆发了“同盟者战争”，意大利联盟的成员不满于来自罗马的不平等待遇，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首都，建国号为意大利，选举了自己的执政官、元老院，还铸造了自己的钱币。派去镇压造反者的罗马将士心情是复杂的。他们的敌人就是昔日战场上的兄弟，罗马的敌人和罗马军团的作战方式一模一样。
想要从体制上找出决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兴衰的原因，很可能是一种虚妄。体制犹如基因，基因代代相传，但也会出现变异。这些变异或是随机的失误，或是过度自信的狂热，或是走投无路时不情愿的试错。但基因的变异本身无法决定物种的生存和进化。更伟大的力量来自环境的选择机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当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上升时期的时候，它所遇到的失败和成功都是一种祝福。罗马并非无往而不胜。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突然入侵，占领了除卫城之外的整个罗马，罗马人不得不付出巨额的赎金，才送走高卢人。公元前321年，罗马人在意大利南部被萨莫奈人围困，全军缴械投降，从敌人用长矛架起来的“牛轭”下低头走过，满心屈辱。公元前216年，著名的坎尼战役爆发。当时罗马军队有步兵8万，骑兵6千，而汉尼拔只有步兵4万，骑兵1万4千。但汉尼拔竟然用比敌人少一半的兵力包围了敌军，罗马损失了7万余人，汉尼拔只损失不到6千人。但所有这些失败，对罗马帝国的崛起反而都是激励。
当罗马由盛至衰的时候，它所做过的成功的尝试，最后也会酿成失败的苦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了罗马面对蛮族和基督教时的种种努力：试图招募蛮族加入罗马军队，在边境安置蛮族，给他们土地、农具和牲畜，但他们反而成了其它蛮族入侵时的内应；对基督教的态度由迫害转为支持，但教兴国败，基督教使得人们更关注天国的回报，而非尘世的政治，罗马帝国境内的宗教之争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愈演愈烈。吉本忍不住哀叹：历史不过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
波里比阿在《历史》一书中，开篇就提到历史中的命运。古希腊神话中，堤喀(Tyche)是命运女神。她蒙着眼睛，随意地把好运和恶运分配给世间的人们。据说多才多艺的希腊英雄帕拉默德斯(Palamedes)要把他发明的第一套骰子献祭给她。但从事后的眼光来看，命运女神又好像从来都不是随意的。正如波里比阿所说的：“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引导至相同的方向，强迫它们汇聚至相同一致的目标。”(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