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际关系学院与京西古老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之间，坐落着一处隐秘的场所，这是中国唯一一处可以公开辩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垮台问题、而不用担心遭到报复的地方。但这处树木茂密的场所并不是某些由美国资助的自由派智库的所在地，也不是地下异见组织的老巢，而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园。中央党校是为中国威权领导人培养精英人才的学校，官方宣传机构将其称为“党员党性锻炼的熔炉”。
中央党校创办于1933年，目的是向干部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近期被任命为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以及其前任胡锦涛，都曾担任过该校校长。为适应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该校近年来大幅调整了课程。学员们仍然钻研《资本论》(Das Kapital)和“邓小平理论”，但同时也在课堂上学习经济学、法学、宗教、军事和西方政治思想。除了观看反腐纪录片和参加革命歌曲大合唱以外，这些中高级党员干部还学习歌剧欣赏和外交礼仪。
对一所旨在增强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学校来说，更重大的改变是它扮演起了较为新颖的角色：知识分子可以在这里自由辩论，辩论的内容几乎没有限制。党校的一位教授表示：“我们刚与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党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他们问我们，在我们看来，党能执政多久，当党垮台时我们有什么应对计划。老实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恐怕很难回答。”由于这位教授未获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授权，因此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以来，人们就一直在问毛泽东领导的1949年革命的接班人能执政多长时间。此前曾有过不少关于中共即将垮台的可怕预测，但中共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还茁壮成长，尤其是自十年前首次允许资本家入党以来。如今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最为贴切的描述或许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会，入党是商人拓展人脉和斩获利润丰厚之合同的最佳途径。
历史上一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要算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前者连续执政69年或者说74年（取决于你以何种标准计算），后者连续执政71年、直至2000年才垮台。用不了五年时间，中共就将对这两者的纪录构成挑战。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长，威权体制往往走向民主，庞大中产阶级的出现将加快这一进程，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放缓将加大这种转型的可能性。严重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加上高度的腐败，可增加变革的动力。
如今在中国，上述因素全都存在。但包括中央党校诸多人士在内的一些政治理论家却辩称，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很特殊，目前仍在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威权体制垮台浪潮绝不会冲到中国的海岸。而包括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杰出的西方汉学家、甚至开明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些人士则相信：现在是共产主义时代的最后时日，如果不马上推行严肃认真的政治改革，中共就将被赶下台。
陈述是中共中央党校教党史、“党建”和毛泽东思想的教授，他的观点反映了党内高层的正统思想。尽管知识分子可以在党校内激烈而自由地交流思想，但外国人未经特别许可仍不得踏入该校校园半步，这一规定令人想起该校的存在还是国家机密的时代。陈述大方地同意了英国《金融时报》在与颐和园一街之隔的一家茶馆采访他的请求，但当被问及对中共的未来怎么看时，他显得有些不耐烦。
陈述表示：“你的中国危机论的框架都是西方的。”他的语气明显让人感到，“西方”是一个贬义的字眼。“毛泽东领导以后，中国共产党不怕压力，越压越团结，越有凝聚力，越能创造奇迹。”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研究中共如何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在同一家茶馆里，她乐观地预言道：中共将在2049年时庆祝执政100周年，而且就像中国老话说的那样，中共准备“千秋万代”执政下去。但林喆和陈述也都警告称，体制内各级组织的腐败成风威胁到了中共的合法性。林喆表示：“当然，(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所以江泽民当时提到的是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不反腐败，会关系到亡党亡国的。”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辩称，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表着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是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20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佐证了他的论点。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显示，1900年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竞争性的普选制多党政治，仅有约12%的人生活在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民主制的政体下；到21世纪初，在全球192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中，有120个属于选举制民主国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经民选上台的领导人的管理之下。
目前任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的福山表示，他相信中国将走上其他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很可能是通过渐进的自由化来最终实现民主。他说，如果这没能成为现实，那么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出现的那种民众起义也是可能的。
福山表示：“中国的政治模式因中产阶级的日益崛起已变得不可持续——中产阶级也是世界各地民主化的驱动力量。中国新一代人与离开土地、推动第一波工业化浪潮的上一代人完全不同。中国新一代人的受教育程度要高得多、富裕程度也高得多，他们有着新的需求，比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以及其他无法通过快速经济增长满足的需求。”
虽然按照不同的定义，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计数字并不统一，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20年前中国几乎不存在什么中产阶级，现在他们却在以指数形式发展壮大。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表示，它所称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17,350美元至37,500美元之间的群体)，去年占到中国城市家庭的14%，但该比例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升到54%。
人们常以中国为例来反驳福山的理论。批评者辩称，中共的持续改造过程更多的是响应其国民的需要和需求、而非响应传统威权体制的需要和需求。直到数年前，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以及一位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知名专家还坚决支持这种观点。但现在沈大伟已经改变了想法，他认为中共正处于衰落之中，就像中国历朝历代濒临灭亡时一样。
这方面的迹象包括：空洞的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并不信仰这种意识形态，只是程式化地佯作遵从)，腐败日益猖獗，未能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以及公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其他迹象还有：日益加剧的社会和民族动荡，精英派系主义，税赋过重且税收收入大多落入官员的腰包，严重且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以及缺乏可靠的法治。
沈大伟表示，表明对中共体制缺乏信心的一个有力指标是，拥有海外资产和房产、离岸银行账户、以及子女在西方大学读书的富裕中国精英人士的数量。他说：“这些人准备在当前政治体制穷途末路之时立马走人，但他们目前仍将留在中国，为的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尽可能地多攫取点钱。他们脚踩两只船的行为充分说明，中国当前一党专政下的稳定有多么脆弱。”
在北京故宫南入口处的天安门大门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画像中的毛泽东凝视着天安门广场对面雄伟的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里安放着经防腐处理的毛泽东遗体，遗体上覆盖着一面中共党旗。每周二至周日的上午，中国游客都在广场上排着长龙般的队伍，等待瞻仰这位躺在水晶棺里的伟大舵手。
十年前，瞻仰者在这位中国已故的“红色皇帝”面前双膝跪地、大声哭泣直至哭晕的场面还很常见。但在最近的某个工作日里，瞻仰者表现出的情绪似乎主要是漠然或轻微的失望。一名带着中国地方口音的中年男子说道：“我就为这排了一小时队？我敢肯定那只是一个蜡像；真浪费时间。”
过去十年人们对待毛泽东态度的这种微妙改变，代表着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化。这种变化虽难以量化，但已变得日益明显。西方备受推崇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表示：“中共意识形态的基础真的非常空洞。如今人们入党是为了拓展人脉和寻求发达，而不是为了什么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人之所以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越来越不相信权威，最重要的动因或许是大众互联网通信的兴起。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是世界上限制力度最大的审查制度之一，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无数其他网站与服务均遭到屏蔽，因为中共担心政治反对派可能利用这些网站组织起来。但由政府控制的本土替代网站、尤其是类Twitter的“微博”(Weibo)网站的急剧发展，仍让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以一种之前绝不可能的方式规避中共对舆论的控制。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以及民众对自身无法参与政治导致的大量问题日益感到不满，中共非常担心失去对思想、观念和信息的控制。
苏联问题专家沈志华是华东师范大学(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教授，他的父母是与毛泽东一起参加过革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上世纪80年代初，沈志华因被诬告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间谍而入狱两年。2009年9月，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召集了一小批中共信任的学者讨论苏联解体问题，沈志华就是这些学者之一。江泽民要求他们找出苏联解体的具体原因，他向这些学者表示：“戈尔巴乔夫(Gorbachev)背叛了革命。”
沈志华称，江泽民的这一看法得到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认同，被他们认可为正统观点。去年底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后不久，习近平在对党员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苏联帝国之所以垮台，是因为“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表示：“我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一个事实是，中共领导人一直生活在苏联的阴影之下–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异常敏感，绝不愿意走上那条道路。”
随着中国逐渐扮演起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角色，习近平展示出的阳刚气概符合他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更加强硬的立场。但当中国新领导层在国外舒展肌肉时(这一点在中国与东、南、西部邻国暗流涌动的领土争端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它在国内反而表现得愈发焦虑和迟疑。
林培瑞表示：“中国拥有比过去强大得多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实力，它能够以一种以往不可能的方式告诫英美等国走开。但尽管对外很强势，他们在国内却似乎要脆弱得多，似乎远比以往要担心自己到底能在这口热锅上坐多久。”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主持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异见分子、自由言论、民族分裂分子和公民社会的严厉打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某些人所期盼的那种暗地里的政治改革者。今年4月中共印发给干部、后经海外中文媒体泄露出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即“九号文件”表明，中共新领导层对其眼中的执政威胁是多么的担心。该文件称：“西方反华势力和国内异见分子还不断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搞渗透活动。为了维护党的领导，有以下错误思潮和主张及活动值得注意。”
从这份文件来看，中共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七大威胁的“激烈”斗争——目前被中国学术界称为“七不讲”。第一条不许讲的就是“普世价值”，此外还不许讲公民权利、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党的历史错误等。
沈志华表示：“许多人对(习近平的)言行极为失望。但也有一些人为他辩护说，一旦他巩固了权力、稳定了政治局面，他就会推行改革。”按照这种逻辑，习近平的威权主义倾向更多是一种战术、而非一种战略，是为了团结中共的忠实信徒、致力于未来艰难的改革议程。
一名“太子党”改革派人士称：“更为悲观、坦率地说更为现实的解读是，习近平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因此他只是照搬毛泽东的思想，努力把权力紧紧掌握在手里。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希望，社会上的怒火终将爆发、演变成一场民众起义。”这名“太子党”很了解习近平，但因担心政治影响而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在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种非凡的增长让数亿人脱贫，并令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推翻了随着民众富裕程度提高社会将走向民主的理论。但北京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和澳门大学(University of Macau)的陈丁丁去年在《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上撰文指出，“那些主张中国例外论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现在就判断中国是证明还是推翻了现代化理论还为时太早”。
刘瑜和陈丁丁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9200美元，还未达到具有相似文化历史背景的国家在民主转型初期时的水平。两人提供的数据显示，1988年，正在民主化的韩国和台湾，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分别为12,221美元和14,584美元(按2010年美元汇率计算)；1989年，开始政治转型的苏联和匈牙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分别为16,976美元和11,257美元(按2010年美元汇率计算)。
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将使该国在两三年内迎来自身的政治转型。按照这种逻辑，中共自摒弃毛泽东思想以来的合法性主要源泉(即它提供快速增长和提升生活水平的能力)，最终将导致它丧失绝对的政治掌控。
不过，现在有明确迹象表明，中国强调密集投资、出口导向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失去动力，经济增长的放缓幅度可能高于中国政府的预期。中国GDP名义同比增速从2011年第四季度的17%，放缓至今年第二季度的8%左右，去年全年的增速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将进一步放缓。
按大多数标准来衡量，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目前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大多数财富集中在一小撮有政治关系的精英手中。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一旦当前的经济放缓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或者引发大规模失业，中国政府马上将面临某种形式的民众起义。现年84岁的经济学家、被视为现代中国宏观经济学教父的茅于轼表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过去30年是唯一一段没有战争、饥荒或大规模迫害的时期，是一段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好的时期。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源于经济改革的成功，但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现在民众的期望很高。”
这位年迈的经济学家在毛泽东时代屡次遭到整肃。他有20年的时间间歇性地在农村做苦工，并遭受过殴打和羞辱。在政治上得到平反之后，他在1993年创办了独立经济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他现在仍在党内和政府内的改革派当中拥有巨大影响力。
茅于轼预计，由于堆积如山的坏账以及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中国将在未来一至三年内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不过他认为，这反而可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他说：“我认为金融危机其实对中国有利，因为它将迫使政府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这是最好的情形，而最坏的情形可能是一场暴力起义，随后是长期的动荡和经济衰退，就像我们在埃及看到的那样。”
最近中国和西方政治分析人士都不断提到埃及这个反面例子。与埃及前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一样，中共在把社会上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扼杀在萌芽状态方面一直都非常成功。
林培瑞表示：“中国的现行体制有朝一日肯定会垮台，可能是数月、数年或数十年之后。当它垮台时，所有人肯定都会说，这是必将发生的。我真正担心的问题是，垮台后会发生什么。中共已经清除掉了所有不听话或世界观与它相左的集团，届时将没有任何力量出来填补它的位置。”
除了墨西哥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威权政权在举办完现代奥运会后在台上坚持了十年以上–想想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的萨拉热窝奥运会以及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吧——这当然只是历史的巧合。如果中共从现在起再执政五年(中共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视为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派对”)，那么它不仅会击破这一奥运诅咒，它的执政时间也会超过苏共，同时还帮助推翻了民主化理论。
但就连中共最坚定的捍卫者也承认，如果不满足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要求，中国领导人就不可能无限期执政下去。与GDP增速相比，中国中产阶级更关心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清廉的政府和安全的食品。
在经历了30年的非凡经济扩张之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失去动力，如果中国经济急剧放缓，中共就将失去其最具说服力的合法性来源。如果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采取主动，推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国大陆或许会像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台湾与韩国一样，朝着更加多元和民主的体制和平转型。
在中共中央党校郁郁葱葱的校园里，一些教授已经在研究如何实现这一壮举。但迄今为止，习近平除了收紧中共对权力的控制、惩治那些质疑永久性一党专政的人以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采取行动的意愿。
许多党内和党外人士担心，如果还用老一套的压制工具来压制民众日益加剧的不满，新领导层总有一天会如梦方醒地发现，民众全都走上了街头。沈志华说：“习近平及本届领导班子为中国实施(向更自由政治体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最后的机会，这一转型来自党内和体制内。如果不实施这些改革，社会肯定会爆发动乱。”(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