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是我的母校。再过几天，5月27号，是她的110周年校庆。历经晚清、民国、共和，延续血脉的是一代代复旦人。在世的校友中，最年长的110岁，恰与母校同龄。在邯郸路上的老校区，我待了八年，横跨上世纪大半个八十年代。1980年秋，邓小平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年，我提着被褥衣物暖瓶，走进貌不惊人、窄窄的主校门。石雕的毛主席站在正对面，注视着我们。1988年夏，我拖着一个塞得快爆开的行李箱，内含菜刀、案板、中式调味品、牙膏、一大叠黑色袜子（听一位女生的建议，说是不怕洗丢，总能配对），告别母校，赴英留学。
校庆前，母校用一款特制的app神器，搜索散落世界各地的复旦校友。短短几天，已有近四万校友网上集结，来自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国家与地区。母校是这样一个存在：一旦停留过，即便短暂四年，一千三百多个日夜，就终身入籍，伴随至死。
我亲历的上一次校庆，还是三十年前的1985。那年，我留校不久，恰逢80周年校庆。校长是谢希德，书记是林克。为纪念校庆，校方赞助创办了一份学生杂志《复旦风》，我是主编。当时，因我坚持要用乌黑的底色做封面，有些争议，觉得不吉利。校方最后也没问什么动机，放行了。自由而无用，是复旦人的自嘲。大学，跟墙外的世界总得有些不一样的风景。复旦的人，骨子里，信这个。
校友的微信群里，近日流传最广的几篇文章，有《“最牛班级”的老师们》，说的是数学系77级和78级对几乎教过他们的每一位老师的回忆。这个班出过太多的大牌教授、加上一位共和国现任副主席。但他们选择纪念老师；另一篇，写的是学生对复旦食堂大师傅们的感恩。这像我记忆中的母校。
过去几年，作为记者，我回到中国常驻，时常听闻对当下中国式校庆的吐槽。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他任教的大学，就像个官场后院。校庆典礼，庞大的主席台，清一色地按VIP校友的官职排位，官位低一些就挤不上台。不少大学，杰出校友的名录，更像政坛权力榜。如果校友中沒出几位部级官员，面子就过不去。一位熟人，北京工科毕业。前些年，他兴冲冲回母校出席校庆。午餐时，他发现校友分了等级，盒饭还有不同规格。他的自尊心受伤，从此与母校诀别。
我曾问过一所中国大学的主管：校庆时，可否不设主席台，让领导人或高官校友直接坐在校友席中？他无奈地说，这有难度。我体谅他的苦衷。面对空气中弥漫的官本位与权力崇拜，中国的大学只是个无力的稻草人。
上个月，我应邀去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演讲，碰巧是她150周年校庆。那是胡适、赵元任、茅以升等早期中国现代化先躯的留学地。中国留学生介绍说，校庆日当天，并没有政客盈门和热闹的庆祝会，而是各领域杰出校友的讲座和对话，以及遍及全美及全球的校友团聚，纪念康奈尔对人类、社会和科学的贡献。
我带回一册今年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特刋，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几页，新近去世的老校友名录，均按毕业年份排序。编辑还特别说明，校友网站上可查询所有已故校友的名录，也可向校友会索取纸版。校方试图与目前在世的25万5千名校友保持联系。我的亲友中，有位二十年代的康大毕业生。几年前，后辈捐了些款。为表示谢意，校方请他们在山间的康大植物园中找一棵心仪的树，树枝上系一块名牌，以作纪念。
无论中外，一所杰出的大学，共通的一点是“学生至上”。去年，香港大学邀请到极少露面的旅法钢琴家朱晓玫演奏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盛况空前，一票难求。我问校方，是否邀请了许多香港政商名流。回答是：没有。自己的学生更重要。外方邀请多了，学生的票就少了；一次去哥伦比亚大学开中国论坛，会场原定在哥大最古典的标志建筑Low Library。后来不得不改地方，因为当天有校友举行婚礼。校友优先。
当然，欧美名校礼遇校友，与向校友募款的(Endowment)的传统有关。而校友是捐赠的主力。若不把学生当人，学生日后断不愿开支票捐款。常靑藤学校中，康奈尔的财力，虽仅在小康水平，也有62亿美元。腰包最鼓的是哈佛基金，364亿美元。其次是，耶鲁239亿美元；斯坦福214亿美元；哥伦比亚大学92亿美元。中国最顶尖的名校，近年也设立了发展基金，规模最大的有40多亿人民币，约是哈佛的1/60。几年前，大陆留学生张磊向母校耶鲁捐赠888万美元，网上舆论颇多指责，批评他不爱国。我想，中国的教育官员应不难理解张磊的决定。
观察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大学是它的影子。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大学的并校、扩建、改名，初衷虽良好，结出的一些果实却不幸。因为并校，不少传承悠久的老牌大学就此衣冠不存，历史一笔抹去，校友的集体记忆与归属感从此断裂。我多次听到朋友们对他们已故母校的怀念与失落感。据说，也有大学在改建时，觉得老校门不气派，改换门庭。校友回母校，已不敢相认；若以中国式的改名，麻省理工学院(MIT)恐怕也早就变成美国科技大学了。
母校这个词，造得很合意：以校为母。我坦白，我是有母校情结的。据说，复旦近年在网上被评为中国最浪漫和小资的大学，指的应是她温情友爱开明宽容的一面。复旦可能没有中国最美的校园，但校友珍惜其一草一木。复旦仍保留着那个有点显窄、不够气派的红砖校门。
对母校的评价，我们从来难以客观：自己可评头论足，却容不得旁人说三道四。在高考录取率仅为5％-6％的八十年代，这个叫大学的地方，与我们的命运绑得太紧，深入骨血，难解难分。五湖四海的七人，十平米的宿舍，泡水打饭，熄灯卧谈，分配工作，迟到的青春期，以及几无隐私的四年同居。我们这代人的包容，是在彼此的呼噜和磨牙声中炼成的。出门在外，即便从不相识，“校友”二字，如同无产者听到《国际歌》的召唤，就够了。(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