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第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的国力和科技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体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正在面临不进则退的发展瓶颈。
对中国科技界和学术界现有的弊病，大家在讨论钱学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一命题时已经谈了很多。可以说，打造大学学术绿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案。但又怎样能做到让大学回归做学问的净土呢。
首先，应该把科学创新与创业创新分开。
科研学术，不同于创业经济。从科研上来讲，创新可以是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但现在人们常说的创新，多指创业，包括创造新产品。从表面上看，把科研与创业合二而一，是对地方、个人都很有吸引力的政策。但其实，这是在混淆科学创新与创业创新的概念，对科研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
创业创新和科学创新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举个例子来讲，马云是个成功的创业者。他有新产品、有新设计、有新的商业理念。但是如果你说马云有科技创新，那就有点过了。阿里巴巴没有推出新的科学技术。阿里巴巴做的是“用现有技术开发新产品”，做的是产品开发，创业创新。
一个产品的形成，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有三个阶段。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和产品开发。前两个阶段的重大突破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创新，后一个阶段的重大突破是我们说的创业创新。核磁共振技术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以核磁共振为例让我们来看看创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研究。在这一阶段研究的是物理性质。核磁共振可以产生波，波遇到不同的物体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射。这些物理性质有何用处并不清楚。第二阶段是应用科学研究。在这一阶段研究的是如何让这波的反射产生图像，呈现出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如何能安全使用这一技术。产品开发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把现有的技术整合成一个产品，去满足用户的需要。这三个阶段是相连的。第三阶段的开创性工作要有第二阶段的知识支持。第二阶段的开创性工作要有第一阶段的知识支持。中国的很多公司现在连“用现有技术开发新产品”都做不到。很多公司只是在“用现有产品开发中国市场”，或者是在给别人的产品做来料加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低端产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科教兴国至关重要。
英语里有一句话：“Research transforms $ into knowledge. Innovation transforms knowledge into $$$.”翻译成中文，就是“科学研究是把钱变成知识。(创业)创新是把已得的知识变成更多的钱”。创业追求的是利润，要对投资人负责。科学研究就不同了。科研追求的是知识；研究结果大众分享，提高的是国家实力，不是投资人的利润。基本出发点的不同造成了把科研与创业混淆在一起的四大问题。
问题一：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对某一项技术、某一项产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当一所大学把学术和利润捆绑在一起，当所有教授都成了利润链上的一部分，大学就成了产业界的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或者具有中立性的裁判。大学失去了它应有的引领、监督作用，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学术权威与社会威望。
问题二：科研要求研究结果公开，创业要求商业保密。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只会让研究人员无所适从。其结果，就是丧失掉了科研。
问题三：创业要求短平快，要短期出成果。科研要求长期的苦守坚持，竭尽全力，而可能长期一无所获。科研做的是什么？科研，尤其是基础性科研，做的是High risk, high return(高风险，高收获)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这个研究工作风险太大、投资太高，没有公司愿意投入。但结果可能会非常好，大家都想分享。
所以国家、政府、各类基金会，必须是科学研究投入的主力。科学研究必须走大众投资，大众分享之路。以袁隆平的不育系水稻为例。历经十二年，在全国性的协作攻关下才得以完成。在他刚开始的1960年，不会有公司投资给他，因为他的研究不确定性太大了。也幸亏没有公司投资给他，否则公司从利润出发一定会让他引进良种，而不是进行那漫长而又毫无把握的研究。
第四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科研与创业需要不同的人才，也一定会培养出不同的人才。人的思维有长线思维和短线思维的差别。短线思维的人才，思维路径短，因而反应快，所以在语言能力及人际交往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长线思维人才不同。他们的思维路径深，因而反应慢，在人际交往中，有时反而显得笨拙。历史上在科研上做出杰出贡献的，有不少是这种语言能力较弱的长线思维人才，如德国的爱因斯坦和中国的陈景润。
由于创业需要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产品，要反应快，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从商业需要出发，从业者就不能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长期把商业利润与学术成功捆绑在一起，学者就会越来越像商人。如果这种社会环境不改变，中国可以出现唐骏那样的成功者，但出不了钱学森先生所说的那种大师。
更可怕的是，如果这种学术生态不改变，一代接一代的莘莘学子，会把掘金作为励志的唯一。而我们需要清楚地告诉青年学子，成功不是用钱和地位来衡量的，成功是用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的。不是我得到了什么，是我做了什么。丧失道德底线得到的钱和地位，是得不到尊重的，也是不会长久的。
中国的大学应该把科研与创业分离。让科学家，学者可以长期安心地做科研而不受商业利润的烦扰。要给他们提供“待遇适当，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给我们的学者提供一方做学问的净土。
治学要清高，经商要清白，从政要清廉。各行有各行的成功，各行有各行的本分。做那一行都可以，但不要硬把名，利，权搅在一起，不清不白，营造腐败。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大学更是如此。
应当指出，把科研与创业分离，是指不要把科研和创业两大任务都强加在每一个研究工作者的身上。是指不要强迫科研人员去以创业增加收入，贴补家用；是指不要不提倡献身科学的精神，而只注意挖掘第一桶金的速度。学校还是应当设有知识转化办公室，以便把学校的科研成果介绍给感兴趣的公司。也应当鼓励学生创业，并帮助感兴趣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
应以超行政力打造学术绿洲。
打造学术绿洲，在中国其实有例可循。综合一下，中国的学术绿洲，大概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存在。我给它们起了名字，叫“搭温室”，“建飞地”，及“脱轨运行”。
近年来，“海归”成功的例子大多是以搭温室的形式出现的。王晓东的生命科学研究所，是这样的一个温室。研究资金来自特别渠道，所里的领军人物多是国外刚刚回来或仍两边跑的科学家。其基础研究人员，大多是博士后，可以安心做研究出成果。姚期智的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是另一个温室，以清华之名可找来最好的学生，且以清华基金会的基金聘请世界一流专家来校短期讲学。优等生加大师，且埋首理论研究走中国学生之长项，于是硕果频出。“搭温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效的也是成功的，但有其特殊性。这些“温室”的成功都是因为领军科学家个人的名人效应，因而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超行政化的大力支持。
“建飞地”，也是中国建立学术绿洲的方法之一。许多跨国公司像微软，摩托罗拉都把他们的研究院建到了中国，就属于应用这种方法。同时这些公司也把他们的科研体制带到了中国。这些研究院办得出色，也培养了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但一个公司的关键技术，大多是商业机密，是不公开的。即使那些公开发表的部分，知识产权也是人家的，属于外国的“飞地”的成功，并不能带来中国的知识产权的自主。
“脱轨运行”有两种：一种是私人企业搞科研，一种是国家国防重点科研。高科技企业要搞大搞好，必须要有一流的科技力量。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利润的压力下，大多走的是以现有技术或现有产品主打中国市场的创业之路，投资少，风险低，有路可循。这条路走到极致，也就是个日本模式。我们不能说中国国防科技单位有开放的科研环境。但在国防科技单位，尤其是担任国家重点项目的国防科技单位，很少受政治、经济干扰，任人唯贤的事实还是有目共睹的。军令之下，将士同进同退，以攻克难关为首任，自然人的关系就简单了，知识就被尊重了。“两弹一星”成功的秘诀，就是重在知识的积累，尊重知识，这才有了钱学森一辈的大师发挥能量的机会。
就以上述这三种方式来审视一下打造中国大学学术绿洲的想法，不难看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科研要引入竞争体制，教育体制要改革，学科建设要跟上时代的变化，要建立一支热爱科学、热爱教育、基本功扎实的教师队伍，要有具有开拓精神，作风正派的学术带头人，要增加造假成本，等等。
但大学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大学的改革必然会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问题是大学本身解决不了的。这就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从已有的“搭温室”的经验来看，成功都是因为有超强影响力的人撑起了温室的天空打造了一方绿洲。我们希望有认识到打造学术绿洲重要性的人，打破行政级别，高官下放，来到校园撑起一方绿洲。我们也希望国家能从思想、道德的高度，能从人才、改革开放的高度，真正认识到打造学术绿洲的重要性。把大学看得和边疆领土一样重要，对教育改革、科技改革大力支持，把最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派到这里来。
现在的中国大学领导很多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权威。所谓的内行领导内行。这是好事也可能会是坏事。内行，可能会先人一步地认识到科学的发展契机，起到引导作用。内行也可能固守自己的所成，不愿接受不同，不能接受挑战，甚至在不同的程度上废黜百家、独尊吾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创新就要面对双重挑战。既要挑战权威又要挑战领导，成功变得更加不易。在大学里，要对有权的精英进行监督，要对无权的学者，特别是对那些既无资历又无权力的年轻学者进行保护。这也是打造学术绿洲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要淡泊中有理想。淡泊是指生活简朴，也是指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切以工作为重。淡泊中有理想是指不需要把大道理天天摆在嘴上，但事业上一定要有追求。像袁隆平为了解决人类吃饭的问题而开发良种，像梁思成为了弘扬、保留中国古典建筑文化而奋斗终生，像昨日一个青年教师告诉我，他立志开发可穿戴电子装置为医疗健康服务。事业上有了追求，就有了做人的底气。每在事业上前行一步，多一分知识上的积累，就会多一分自信，多一分自豪。
领导到学者中间来，不是来找权威感，找的应当是知识、真实和成就感。知识就是力量是有前题的。在好的环境下，知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古时，知识把烂泥化作了瓷器，今日，知识把烂泥化作了硅片。在不好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就是那挑烂泥的人。从山下挑到山上，从山上挑到山下，身心交瘁，一事无成。烂泥还是烂泥。国有瑰宝，是黯淡无光，还是光芒万丈；是失落于仟佰之间，还是囚之于牢房，那是与当时的当权者，当时的国策息息相关的。国家的大成就在于政治家的睿智。
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必须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必须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研上的重大突破多是少数人推翻多数人同意的、现有的结论，或者发现多数人没有发现的新事物、新规律。创新，不可能不挑战权威，需要采取与多数人不同的思路、思维方式。如果总得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总要与权威保持一致，创新从何而来？从这一点来讲，建立一个能让学者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开放学术环境至关重要。一个学术界的领导一定要有开放的心胸、大度的胸怀。可以接受不同的观点，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真心希望后人超越自己。开放的心胸、大度的胸怀与敏锐的科学眼光一样至关重要。没有前两点的人，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但不应当站到领导的位置上。科学研究从方向、方法，到具体的执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有太多的可能性。一个科学方向的成功必须要集思广益，要有科学的民主。要建立有制度保障的科学民主。这种有制度保障的科学民主落实到了一个大学或者更大的范围，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绿洲。
今日的世界之战，是科技之战，是人才之战。中国的硬件环境已经有了，中国海内、海外的科技人才也比比皆是。相对来说，中国现在缺的是一种凝聚力，是一片能让献身科学的浩然正气成为主流氛围的学术绿洲。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推进科教兴国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