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毕福剑事件引发舆论热议，甚至险些引发外交事件，目前这一事件正渐渐平息，但是，对其背后更广泛的社会心理探讨却并不足够。
毕福剑和传说中的“五毛党”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教父”–美国人李昂-费斯廷格(Leo Festinger)。 费斯廷格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他著名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就符合“五毛党”这种现象的思维逻辑，这个理论也能够为毕福剑事件提供合乎人类心理运动规律的解释。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五毛党”的价格为什么定在“五毛”，而不是更多或是更少。
按照认知失调理论，当个体的行为与其信念相左，或者当个体的公开言论与其真正的想法相悖时，这就会形成一种“认知失调”的状态。
“认知失调”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被迫遵从”所带来的，第二种是“抉择后果”带来的，第三种是新知识新信息带来的。后两种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予讨论。毕福剑和“五毛党”所承受的是第一种，人们为了避免惩罚或获取奖励而被迫在公开场合发表与自己真实思想不符的言论。
从一定程度上说，毕福剑和传说中的“五毛党”都是为了得到奖赏而被迫遵从，发表与私下真实意见不符的言论，并因此产生了心理上的“认知失调”。问题是，为什么毕福剑得到的“奖赏”比“五毛党”大得多，而“五毛党”却比毕福剑更忠诚呢？
费斯廷格认知理论给出了很好的解释。1959年，费斯廷格和他的合作者Carlsmith一起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要求三组大学生执行一项任务， 就是把盘子里的螺丝钉枯燥地旋转一个小时，并要求三组中的两组学生以自己刚刚完成的工作很有趣为论据，帮助实验员去说服等待室里的人参加实验。大学生完成这个撒谎任务后，一组大学生每人得到了1英镑，另一组每人得到了20英磅。最后，三组学生中打最高分、认为工作有趣的，不是不需要撒谎的一组，也不是虽然需要撒谎、但得到了可观的20磅奖赏的那一组，而是需要撒谎、只得到了1英镑的一组。
费斯廷格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虽然后两组大学生都因为对别人发表了与自己的个人经验所得出的知识相悖的意见，因而都产生了“认知不调”，但得到20磅奖励的外部因素调节的一组，因不需要内部的自我调节，在实验的最后调查环节仍能够保持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只得到了1英镑的一组，则因外部调节因素不足以驱除心理上的不适感，不得不进行内部自我调节——暗示自己：其实转螺丝钉的活动也没那么讨厌，甚至可能还有人会劝慰自己：这锻炼了自己的忍耐能力。
因此，费斯廷格告诫：“如果你想让人不只是公开遵从，而是随后也改变其私下的真实观点时，最好的做法是：只提供恰好足以诱导出遵从行为的奖赏，”如果奖赏高于这个点，人的认知失调就会被外部调节因素（高奖赏）降低，人就不需要通过改变自己私下的真正想法以进行内部调节，可能的结果就是：人们公开场合说一套，私下仍然保持自己的想法，奖赏高出那个“恰好足以诱导遵从行为的点”越多，人们私下保持自己真实思想的程度越强，毕福剑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地讲，毕福剑的做法符合人类心理运动的逻辑，与“不知感恩”或者“吃饭砸锅”无关。这里费斯廷格的告诫揭示了的另一个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情况是，“五毛党”在收钱发帖的同时，很可能会慢慢转变自己原来对世界和事件的个人想法，变成真正的“自干五”。这可能算是“五毛党”这种制度的妙处之一：那不只是一场交易，还是一场针对“五毛党”自己的思想改造活动。
但是，费斯廷格指出，奖赏的程度太低也不行，奖赏太低首先可能发生“诱导失败”的情况，即无法诱导出“遵从行为”；而最大的危险还在于，当由于奖赏程度不足，也会发生认知不调，并会向相反的方向调整自己的意见，即更加坚定地坚持自己真实的思想而拒斥那个企图诱使自己公开表达的观念，而且，这个没有达成的奖赏的数量越高得接近于那个可诱发遵从行为的点， 人们的认知失调的程度就越强烈，坚持自己真实思想的力量也越强烈。
可见“五毛”（并非确切数字，只是指代较低的报酬）这个价格制定十分“凶险”，可以说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过高，就会造成“毕福剑”，而且高得越多越“毕福剑”；而低一点点就会造就一批死硬反对党。从实践的结果来看，目前的这个奖励的程度不多不少，恰好足以诱发目标人群的遵从行为，既节省了资源又导致忠诚。
还有一点，按照认知失调理论，除了价格之外，导致“五毛党”忠诚的还有另一要素，就是在设计认知失调行为时，给参与者预留了发挥个体“创造性”的空间。五毛党需要发挥个人才智创作出质量最高的帖子，而不是简单地抄写和重复，费斯廷格也曾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让一个人创造性地表达与自己真实想法相悖的观点，比只是简单地朗读或默读更容易导致其改变原来的想法。
无论是精英毕福剑还是草根“五毛党”，作为社会现象，都与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生态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在官方和民间双重话语体系中。这两重话语体系在很多问题上难达一致，如对领袖人物和一些事件的评价。双重话语体系并存的原因有二，第一，官方话语体系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必须存在；第二，民间话语体系无法被彻底消解，不得不允许存在。
但是，官方似乎从未曾放弃运用手中的资源扩充官方话语体系、挤压民间话语体系。毕福剑和“五毛党”，实际上就是这种双重话语体系造成的认知失调的精确体现。这也体现了国家机器的两方面属性。一方面，“五毛党”最大限度地对草根民众施加了“认知失调”，这些人被规训成成适合政治需要的人，同时又把这些人用作工具去规训更多的他人，这是国家机器的冷酷僵硬的一面。而对以毕福剑为代表的精英式工具的塑造体现的则是国家机器柔韧而富有弹性的一面。自文革大规模暴力规训和改造精英失败后，官方和精英逐渐找到了更好的相处方式，并逐渐达致默契——官方不再要求毕福剑们绝对忠诚，而是对其保有的私人话语空间的现象采取容忍态度，只要这些精英在公共空间放弃私人话语、坚持官方话语，即可相安无事，甚至获得名利奖赏。
两种工具要达到的效应不同，“五毛党”要达成的是“邻人效应”，毕福剑要营造的则是“偶像效应”。无论“邻人”或“偶像”，其目标指向都是草根大众。也正因此，毕福剑事件中受伤害最深的是他的大众草根粉丝，毕福剑在央视节目和饭局视频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逻辑使这些大众粉丝深陷“认知失调”的强烈不适感之中。当然，精英们因为自己已经渐渐如鱼得水的、与权利和谐相处的默契被打破也产生了不安全感，因而发起了对“无耻告密者”的道德笞伐。
事实上，在双重话语体系下，几乎每个人难以避免不同程度的认知失调，包括孩子们。北京著名的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的历史观和官方制定的教材不同，当孩子们认同和接受袁老师的历史观而同时又希望在考试中获得高分时，必然要承受强烈的认知失调。而袁老师在决定究竟是照本宣科还是同时也提供另外一种自己认同的历史观给孩子们时，也要承受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会让人感到压力、不舒服，因此，大范围的社会认知失调必然会使生活的幸福感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的后果是，这种双重话语体系和社会认知失调可能会大范围地制造虚伪的精英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庸众。当我们的社会充斥着这两种人时，才会有那么多的社会戾气，民族的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了，而今的“中国梦”也就只能是一种话语体系中的“梦”。(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