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印度总理莫迪将访中国。行前， 莫迪在新浪微博上开设帐号。至今，已有超过4万中国网民关注莫迪。不过，许多中国网友的评论却让国际媒体吃惊。
面对中印关系，人们不得回避的问题是：中印之间虽存在极大的经济合作空间，为何两国舆论常常相向以恶，摩擦不断？两国虽在一些重大国际议题如气候谈判、能源安全上分享同样立场、也曾并肩作战，中印互信为何久盼不至？
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在记述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提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起源，不仅仅是理性的国家利益考量，非理性因素，如国家荣誉感和恐惧感，都是促成冲突不可或缺的诱因。
修昔底德认为，理性的利益考量本应是国际交往的主线。但在复杂的现实中，往往是非理性的恐惧与荣誉在左右着我们的判断。
在印度眼中，中国已成为其恐惧感的主要来源之一。而这种恐惧虽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从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中印之间多年的非良性互动。
人们通常认为，印度对中国的恐惧首先源于中印领土争端。于是，每当中印交往的重大时刻，领土争端、边境摩擦都会被国际媒体热炒。但事实上，双方政治家早在1950年代就已摸索了一条比较成型的边境管控机制。
1962年战后也较快形成了包括定期通报和磋商等较稳定的交流管控机制。观察近年来多次搅动公众神经的“边境对峙”细节，并不足以对现已形成的机制造成威胁，双方仍走在稳定解决边境问题的道路之上。
但是，因“悬而未决”而时常引发的朝野舆论充满挑拨与恶意，不断加深着中印之间本已存在的信任赤字。正如前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毛四维所说：“双边关系的中心不时聚焦于喜马拉雅山地的某一道岗或某一条沟，模糊了两个东方大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
是什么造成这种“双输”局面？笔者曾在印度外交、经济、环境与能源事务相关的多个智库和学术机构工作，切身感到，越是务实的群体，如经贸、气候变化、能源开发等，就越对中国抱有好感、也愈倾向于合作共赢。而越是关注言论的群体，如媒体评论、外交智囊等，就越习惯于夸大争端事实、挑动负面情绪。而恰恰是这些“务虚者”在印度受教育阶层扮演着舆论引导者的角色，也在政策制定上稳站一席之地。
那么，为何印度媒体、智库倾向于发表对中国充满戒备的言论？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印度中国问题学者，平日治学甚笃、对中国学生学者关爱有加，而一到公众领域，便宏论“中国威胁”、避谈“中印共赢”。这现象最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多年对印度的实地考察之后，才渐渐明白，印度精英阶层对中国无时不刻的戒备警惕源自其深层恐惧。而这恐惧除了人所共知的一些两国之间存在的现实障碍之外，还因为印度面对中国时，其作为区域大国的荣誉感曾屡屡受挫。
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眼中，印度是一个不被关注、甚至被轻视的国家。国人愿时时把美国挂在心头，愿混杂着愤怒与敬佩讨论日本，愿尽最大善意理解俄罗斯的种种出其不意，却不太愿正视印度作为重要邻国和区域大国的正当存在。当印度朝野为着中国的风吹草动比照自身时，中国轻蔑的嘲笑印度竟敢“与天公试比高”。
在印度紧锣密鼓地全面研究中国之时，中国却至今没有投入足够的国家和社会力量注目于这一全球大国的崛起，尚未把与印度各阶层的良性互动切实纳入战略范畴。
中国对印度并非理性的忽视重挫了印度的大国荣誉感，进而加深着的印度对中国的恐惧。而一旦非理性因素开始主导两国关系，理性的利益考量便很难达成。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印交往中，为何“双输”往往比“双赢”更加普遍。
恐惧、荣誉、利益这三个国际冲突的起源及其互动，为我们今天考察中印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观察视角。中印都应正视非理性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复杂影响。
作为中国，单纯强调“互利”而忽略对方的内在情感，并不能帮助两国走出非良性互动的怪圈。而印度也不该再让非理性因素主导两国交往。(来源：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