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塔尔盖，极橙齿科创始人，曾任全球最大齿科医疗器械公司卡瓦集团中国高管，在美国工作生活十年，斯坦福(Stanford) MBA 08
何明科(一面网络)、丛林(优车诚品)、孙瑶(优车诚品)、涂志清(优车诚品，与李雅雯是夫妇)、李雅雯(投资)、张戎(John Deere)、周蕴凌(波士顿咨询)、朱朝华(投资)、Cao Haiyan(基金)、谢敏(对冲基金)、束午(Indeed)、许轶(焦点教育)，还有两位同学创业处于敏感期不方便透露。
他想起了更遥远的事：一个神采飞扬的内蒙青年来到了清华，迎接他的不再是高中时代的篮球及早恋，而是痛苦的学习。从C语言开始，他突然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笨”或“不开窍”。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先是拼尽力气学习，接着自暴自弃。大三时，他拼命准备GRE，专业依旧是电机。“除了这个，还能申请什么Ph.D？”塔尔盖无奈地回忆道。
读Ph.D期间，塔尔盖得到了一个机会，既可以为GE工作，还可以领到一笔不错的薪水，于是Ph.D的计划最终变成了Master的现实。有了工作，却并不快乐。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工程师。这种并不积极的自我评价又得到了一个更负面的外部反馈：一个职位，另两位备选人因故放弃后一直空着，GE没有给他。他一直渴望这个职位，并一直从事着相关工作。
“人家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不行，宁可没人也不要你。那件事情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让我整个人觉醒了过来。”塔尔盖说。再后来，费尽力气找到一份新工作时，他无比珍惜，好像终于有一个机会重新来过。他很努力，但仍不能说是喜欢。那种感觉，就像大一时拼尽力气读书一样。
他第一次怀疑自己方向选错了。那年报考电机系是因为，老师说这个专业好找工作。他翻开自己的成绩单，垫底的都是理工课，靠上的都偏人文和管理。他想起工作中偶有的那些开心事。他的工作介于工程及项目管理间，和人打交道时他显然更快乐。他想，也许自己该尝试另一个轨道了。他向公司申请就读单位附近的商学院，单位拒绝了财务支持。
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发出芽来。他既不想在美国再做个二三流工程师，也不想就此回国继续做一个二三流工程师。阅读财富杂志时，他对未来有了新的憧憬：有一天，自己的头像印在这个封面上。“我想当大公司的CEO。”塔尔盖说。商学院成为了他通往这个目标的再次“高考”。
斯坦福对塔尔盖的最大吸引力源自前者的这句口号：“Change lives. Change organizations. Change the world.”
他正是要去成为一个管理者。在斯坦福的日子里，这个前工程师被同学口中无聊的大公司及金融机构生活所吸引，浑然无意于他们的目标——开创自己的小公司。
离开斯坦福后，塔尔盖如愿加入到一家大公司，一个牙科细分市场的大公司，以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回到中国。在那四年间，他很累很开心，压力很大成长很快。刚回国时这个牙科公司大约有20多名员工，塔尔盖离开时已有300人，他直接领导的团队大约60多人。他所在的事业部在他工作期间营收增长超过100倍。
这次离开有些不一样，以前他总是为做不好而发愁，现在反倒因为会做而发愁。当类似的所谓战略规划PPT做到第20遍时，他觉得自己该转轨了。他四处张望，却发现同学们都已在创业，最震撼的故事莫过于比他低一届的同学创立的公司已登陆纳斯达克。
“我们这一届，15个大陆人，其中10个在创业。男生之中，似乎只有一个例外。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则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个人在创业。很夸张。这对我影响挺大。”塔尔盖称。
但现实很骨感。塔尔盖与妻子出国第一年就结了婚，之后妻子一直未工作，他们买了房，有一个孩子，正在考虑是否要第二个。“其实是特不好的一个时机。如果我继续留在公司，再熬几年，肯定能成为总经理，在这个公司或是另一家公司。这就感觉我在放弃很多东西，所以踌躇了很久。”
像当年种下去商学院的种子一样，创业的种子一旦种下，也要发出芽来。塔尔盖想起回国之初，他每天很高兴地去到办公室，而现在，他每天不停抱怨发着牢骚，变成了自己讨厌的祥林嫂式人物。此前，他一直信奉的人生教条是：你觉得不好就去改变，改变不了就别抱怨。
他决定改变。“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失败，但失败了又怎样？人生下来不都是光着身子的吗？”塔尔盖说。这个带着很大风险的选择居然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后来塔回看发现，不仅他的人生，还有他家人的人生，每次重要的爬坡都是建立在一个冒险的决定上。
那就干吧，自己熟悉的产业，牙科。他不再做牙科耗材，而是转向了口腔诊所，因为做了这个行业后，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人请他推荐牙医。他分析了齿科市场不同品牌的优劣势，并找到了一个自己可能更好发挥的价值地。辞去职位后，他已投入首家门店的筹备工作中，不久将开立新的诊所。(来源：i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