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大兴地生产队的三个小学毕业待升初中的䢖、敏、和我还没收到入学通知。农场中学不大，初一至初三就六个班，教室很小，木板搭的桌椅让人当心坐上去会不会摔倒。
一大早，建就将我和敏叫起来，准备一起去场部看看怎么还不开学。
去场部的路边有几座坟墓，建是男孩，毎次我们上学都要跟着他，他很自豪，也很调皮，有时会装鬼吓我们。
一路上，三个不满十三岁的孩子边唱边走：日落西山红霞飞……建唱到一半时很神秘地说：“停，我唱支好听的给你们听。”建的母亲被划成右派前是省某文艺团体的台柱，从小他就会吹笛子，学拉小提琴。我第一次知道《波尔卡》就是从他口中听到的。他父母离婚后他一直和母亲在一起，就是现在说的单亲家庭。
我和敏马上高兴地叫起来：“好啊，快唱来听听。”建四周看看，做了个小声点站拢点的手势，小声地唱起来：河里青蛙从哪里来⋯⋯建唱完后很得意地问我们：“好听吗？”敏不服气地说：“我妈妈也会唱。”敏的妈妈被划右派前是某单位的干部，用现在话说就是公务员。父亲也是右派，但分到了别的队。敏天生一副好嗓子，后来用在了报幕和独唱中很显天赋。
我和建、敏不同的是，父亲是右派，刚从部队转移地方就赶上了右派达标差一个名额给顶上了。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的富一类，等于我比建、敏俩多了一个富罪品牌帽子。
经过大片砍倒的包谷地，延着一条马路，经过坟墓地，我们到了学校。
奇怪！人家都在上课了。我们三个躲躲闪闪围绕学校转了一圈，终于看到小学同班的几个同学坐在教室上课。以为来迟到的我们，站在教室门口没敢进去，原因是没一个空位。讲课的留着平头的中年男老师走过来对我们说：“去找你们班主任吧。”
小学时的班主任温伯英，一个四十左右气质特好的女教师，普通话极标准，据说原来是国民党某部播音员。难怪给我们念《欧阳海之歌》时那种激情，就跟现在明星一样有声有形。我们普通话及文艺份儿多少有受她潜移默化的影响。
温老师才看见我们，眼圈就红了，她怜爱地分别抚摸我们的头说：“回去吧，去找生产队长给你们安排工作，书，你们是读不了了。”我们三人抢着问：“为什么，我们学习不好吗？”我是班长，敏是少先队大队长，建是文体委员。温老师声音陡然悲伤，就像播音员在悼念谁逝世的消息：“回去吧，你们还小，有些亊情你们不懂。”她用手式一个劲地摧我们走，然后她一直目送我们离开学校。如果她能选择或者有能力选择，她一定不会选择抛弃我们。
回来的路上，我们三个一脸的茫然。只知道那几个学习都不好，但都是当地贫下中农的子女。建嘟起嘴不屑一顾地说：“不读就不读，有什么了不起。”都觉很沮丧，但建和敏好像没痛苦就过了。只有我除了沮丧还有深深的失落感。因为我转过两所学校都是所有老师认定的未来高才生。才三年级作文就几乎成为学校黑板经常出现的范文。
建为了逗我开心，一个劲地对我作鬼脸，我也马上开心了。至今我也不明白，是还小对前途不理解，不懂规划所以不会痛苦，还是当时所处环境让人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不需要规划。
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命运从现在开始改写。没准未来的音乐家、作家、歌唱家就被扼杀在襁褓里才会让温老师那么心疼。
回到生产队，找到何队长，我们争先恐后地问：“何队长，老师叫我们来找你。”何队长想了一下说：“从明天开始，你们三个去队里参加撕包谷。”然后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略带无奈的笑，摇着头转身走了。
我想他心里一定在笑我们傻到底了，好像找到他就找到了光明一样。他女儿可是在省城上医学院呢。
撕包谷就是把砍倒堆放在地上排成很长一堆的包谷，用一个竹片顺着杆杆依次找出包谷将皮撕开，取出包谷丢进预先准备好的筐里。我和敏找了一堆各自从两头开始撕，半天也没撕出几个，还好那时没任务，我们能撕多少撕多少。
突然敏大声哭叫起来，连滾带爬地又跳又叫：“老鼠！老鼠！”只见她顺着裤子乱抓。她妈妈也听到了叫声，飞一般跑过来，大人必尽有经验，一把抓住已经在敏裤管里吓得乱串的老鼠，拳头大的老鼠在敏妈手里怎么也逃不掉了。只见敏妈两眼发红，牙齿紧咬，深仇大恨式的硬将这只老鼠活活捏死在敏的裤子里。
老鼠抖出裤子后，我们都吓得半死，建也从他妈那边跑过来，将鼠提到一边烧起来。我们不敢再撕包谷，直到队长来告诉我们，要先用棍棒敲打后再坐下去撕。后来我们三个一起，毎次先由建在堆上跑来跑去决定没有老鼠我们才撕。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刚种下不久的包谷又长一米高了。我们被分到不同的三个生产小组。因为我们三人在一起太贪玩，不务正业，一会儿打闹，一会儿又唱又跳。建把他的笛子带来工地，干一会儿就吹笛子让我和敏跟着节拍跳舞。惹得周围人都停下活儿看我们。
队长哭笑不得，最后将我们分开，渐渐地我们和五类份子打成了一片。后来我从心理学中找到我性格不成熟的历史原因：还未成年就被迫和成年人朝夕相处，成长过程缺失了循序渐进的阶段，很大程度会在性格某方面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被停留在了十三岁。
有一天除包谷地里的杂草，我从小干什么都不服输，为了除在前面我选一排很快就除到了前面。正得意呢，队长叫着过来了：“你怎么把花生全除了？”然后又冲我两边的右派吼叫：“她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吗？”我又不知道那是花生。还纳闷这种草怎长这么好看呢。原来是套种两收。队长说：“看你长得这么聪明，没长嘴不会问吗？”“我从城市来的没见过，怎么了，你们又没教过我，以后不就知道了，你不懂失败是成功之母吗？”队长哭笑着脸说了句：“好历害的嘴。”转身走了。他从此对我印象深了去了，我也不知他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以后慢慢告诉你。不过我后来成了他女儿的好朋友。
那些年，晚上没什么活动，右派中会拉二胡的拉二胡，会吹口琴的吹吹口琴，建的提琴越拉越好了。我和敏最热衷从田头地角摘指甲花回来包指甲。
后来晚上开始要学习了。分成三种人群。一般我们只会和父母在一块，后来受到了置疑。三块都不要我们。是啊，我们一不是五类份子，二不是摘帽人员，三不是贫下中农，我们又一起集合起来去问队长，队长抓了抓头皮苦笑了起来：“这个问题，你们先得有个身份，我想想，你们就叫小基本工人吧！学习时先去贫下中农组。”“我们去过了，人家把我们赶出来了。”队长也不敢惹贫下中农。很多时候我都想问队长，你属哪一块，但没敢问。队长想了一下就说：“那先到摘帽人员那组吧。”我们三个边走边看建表演夸张的摘帽动作。我们的父母都在摘帽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宁愿在摘帽组也不願去贫下中农组，他们总欺负我们，耻笑我们，其实我们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
随着贫下中农中开始有年轻人戴“红卫兵”䄂套，贫下中农毎人有了一本小红色《毛主席语录》只比手掌大一点很精巧，我们好羡慕呀！去问队长要，队长说这是按贫下中农人头数分来的，他也没办法。我们这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来我们之所以不能读书，因为学校要贯彻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亊业接班人的指示。黑五类子女如果上学不就成了培养反革命接班人了吗？
也许是农场信息封闭，也许这里已经类似反革命大本营，也许这里已经被外界遗忘，也许这里除了队长找不到什么走资派，总之我们对文革几乎没什么太深印象。直到省委干部下放团来后才明显感到文革的气息，开始感觉到了来自上层文化的熏陶。开始参加和体会“阶级斗争”的残酷与滑稽。那是另一篇的事了……(中国云南林荫 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