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去了广州，因为有了一段空闲，所以想到市区去走一走。我不太愿意逛街购物，虽然这里的高第街(相当于香港的旺角)和北京路(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还是很有名的。
后来决定去中山大学。因为这里有一个陈寅恪(读“克”和“雀”音均可，陈自己读“雀”)的故居。
中大不愧是南国的最高学府，大门很好进，不像有的大学壁垒森严，好像是政府衙门和军事重地似地，本来大学就是应该没有围墙的。这里树木茂如森林，不辨天日，学子们也是南方打扮，和香港的学生完全一样。
陈居总算好找，有指路标。到了一个古老教学楼后，可以看到对面一片大草坪，绿荫中有一个两层的西式红砖楼，楼前仿佛有门匾，门前有一小路。直觉告诉我：这里就是陈居了。果然看到楼上有游客。我就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走了过去。
陈寅恪故居和小道
这是一条白色水泥的百米小路，也就是著名的陈寅恪小路。据说是陶铸(中南局书记，副总理)当年为了方便失明的陈寅恪散步特别安排设置的(陈只可勉强看到黑白色)。应该讲当年的中共大干部如陶铸和周扬等对于陈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多少还是怀有敬畏心理的。甚至当年的“左王”康生也曾经想拜会一下这位封资文化的“祖师爷”。
小楼不大，两层，但是有南方和国外的特点，就是走廊特别的宽大(因为房子是美国人设计的，露台大利于接近大自然，而中国人的理念是露台从来不视为正式居住的面积，有了露台也要封闭起来)，难怪陈可以在走廊给学生上课。
入内正厅有陈的塑像，眼神十分坚毅。看说明陈是住在楼上，而楼下是其他教授居住(可能是容庚，后来有 批孔特别起劲的那个杨荣国)。但是我奇怪：以陈的个性和身体，如何上下小楼并和与他人共居？到了楼上，也只有客厅一间，卧室两间，厨卫各一(有抽水马桶、澡盆和自来水在当年也是豪宅了)。但是面积也不大，最多相当于今日的两室一厅的面积。像他这样博学的人应该有不少存书，当然看不到了(只有充数的几本资治通鉴在书柜里)。但是看房屋的不足百米的面积估计也存不下多少书籍。所以现在也就是一个当年旧观的简单模仿，可能只有几件旧家具还是原物。到走廊一转，外面阳光明媚，绿草茵坪，一望如同原野。仿佛大师还居住在这里，正准备给学生讲课。课桌上还有一个老式的铃铛，似乎在呼唤着当年岁月的归来。
是呀，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某一个夏日，学生们午睡才起跑到这里上课，睡眼朦胧中外面虫鸣草绿，清风徐来，眼前听大师谈古论今(也许听不懂的居多)，里屋唐师母在给大家烧制凉茶，这是何等难忘的大学生涯！当年中大的学生有福了。
当年上课的走廊
下课乘大师高兴之余，一位聪明的学生看大师高兴，乘机询问大师一些问题：比如白居易的卖炭翁是名诗(在当年更是控诉封建社会对农民残酷剥削的中学教材)，但是老头卖炭的具体地点可能是在长安城的哪个地方呀？为什么当年绫布可以作为货币使用？皇家和老人的交易到底是否公平？为什么当时宫廷的采买不是集中的而是临时性的(缺什么到街上买什么)？问题提到这个程度，大师笑了，十分欣赏眼前这个学生，这是个可教之才呀！先生笑眯眯的让这个学生到他的某号书架，第几层去找一份古代的长安地图(先生失明，但是可以清楚记得自己所有书籍的具体位置)，然后侃侃而论：既然老头烧炭是在终南山，那么距离长安城最近的南城门一定是XX门，本来一般商品的入城要经过XX门(但要抽税)，老人交付不起 税钱自然要饶路走，然后通过xx门悄悄进入，当然为了应付看门的士兵可能还会留下一篓炭作为过路好处费。进城后还在XX巷(那里地势低)的泥水里稍微歇息一会(所谓“市南门外泥中歇”)来躲避城管(做小生意的本能都了解城管的巡视时间和路线。唐代的城管也不会大冷天自溅一身泥水地到处巡查)。最后转到XX巷，因为这里是富人区，火炭才有销路(大师仿佛在用GPS定位来讲一个古代的侦探故事！)。但是没有想到躲过了城管却躲不过皇家的采买队。他们不是公开的抢劫(皇家人不屑干这种事情，虽然韩愈曾经批评过这种采买无异于抢劫)，但是他们是依照官价来支付的(半匹红纱一丈绫)，可是当年通胀的厉害，这些钱是不够成本的。所以说老翁是被剥削了。一首普通的唐诗，大师居然把它讲解的这么活生生！
陈据说是司马光之后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三百年以来仅有此人)，学贯中西。可惜他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也没有留下一部通史(他曾经说过要写部中国通史和一部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书)，可惜没有写出来就过世了。这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
陈之所以出名并在近日得到大家的追捧，主要就在于他的学术思想：“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这点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失去了它，也就没有了魂魄。并特别强调所谓的“俗谛”在当年就是指的是国家和人们(包括共产党人)所追求实现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说，既使这种思潮在当时是先进的、革命的，符合国家发展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作为学者也不必受其约束而要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有这样才可以追求到真理。可以讲，陈这段话(实际是写给王国维的碑文，该碑还立在清华园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宣言。鲁迅先生给了我们不妥协、不媚态的民族精神(让我们去恨和骂这个世界)，但并没有给我们什 么做学问的实际指导。而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胡适的实验主义(不苟且；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基本操守和学术研究看家的饭碗。可惜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再不允许有这样的学术精神和方法了。
陈如果去国外、去台湾、就是去临近的香港也可以做出很大的学术成绩，但是他宁愿留在大陆，他说这里是他终身所研究的文化的根，离不开。但是大陆还是没有提供写作环境让他著书立说，实际上在文革中他是被恐吓和被折磨死的。当年这个小楼糊满大字报，阴风凄厉，白幡(大字报)飘滚，如同阴宅一般，高声喇叭则对准小楼日夜轰炸。陈本身有严重的失眠症，自然活不成。造反派曾对他讲：你不是自吹学富五车记忆力好吗？让他跪下逐条背诵毛的 语录，如果错一字就鞭打脚踢，并以此作乐。以前左丘明也失明，司马迁也入狱，条件都很差，但他们最后都做出了伟大的成就，写出了辉煌的历史巨著。而陈只写出了不多的几本小书。如“柳如是别传”是表现他独立人格的(文革后才整理出版)，“论再生缘”是表现他自由思想的(当年自费油印送给友人)。
陈先生的主要研究方法一是利用古代的诗歌来研究所谓的以诗入史(特别是元白的诗)。因为古代人写诗就像我们今日写日记，虽然语言上可能有所修饰，但毕竟还算是第一手的材料。例如在我们上面谈到的白居易的卖炭翁诗里，他得出当时丝绫是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的，而宫廷的日用采买是临时而非集中采购的，虽然强买强卖，但是毕竟还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买东西要付钱。这就可以写出一篇历史经济论文。二是通过科学的眼光观察。如通过气象学考证早在西汉中原地区大象已经灭绝，所以所谓的曹冲称象应该是从佛教书籍转化过来的故事。三是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如人种学、语言学来考证历史事实(如利用印度的古梵文来研究从藏语流传过来的佛经)。这样的新方法自然比传统的乾嘉学派的单纯考证要科学 和先进的多。所以有的人评价，从大历史的穿透力讲，他比的过史学界的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
还有他的书虽然十分简洁，但是要言不乏，字字珠玑，十分精炼，连梁启超都说我写的书也可以说是等身了，但是还不如陈先生的几句话有价值。陈学术的特点就是通过这样的精炼的论断来阐述历史，给后人以足够的启迪空间。更奇的事是当有人问他当年杨贵妃有多重时，他马上答出130磅，还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推算出来的。但相信他不会信口开河。
家父赵绵教授51年从美国归国时也曾经到过陈宅。那是他的一个美国同学当年追陈的女儿，托他回国路过广州带给陈家一些礼物。但送什么礼品当年却颇费思量：虽说是门当户对(那同学是原上海交大校长之子)，但是毕竟八字还无一撇，人家又是大家闺秀，送钻戒、送LV、送衣物、送化妆品都不合适。后来决定送美国的安眠药。因陈离开美国的安眠药就无法入睡，送给老爷子必需的药品，自然不会推却，女儿和准丈母娘还能留下印记。那个同学当年做的十分得体和聪明。可惜后来这段姻缘因为中美关系的断绝没有成。家父回忆当年行色匆匆，将礼物交给唐师母就告辞了，连茶也没有喝。陈在里屋看书或小睡，可惜和大师失之交臂。
有一说：60年代中印发生了边境战争，后来谈判时印度人抛出了当年和中国政府草签的麦可马洪线的协议。外交部不知所云(当年所有的外交档案都在台湾)。没有办法，想到了陈(虽然他是研究古印度的)所以火急中托中大的人请陈务必帮忙查找。陈说，我也记不得了，但是浙江某个藏书楼里有不少当年邸报(中央文件)的抄本或许可以找到。果然在那里找到了抄本，原来这个马洪线虽然有，但是当年的北洋中央政府只是草签了却没有敢正式签署！好悬呀，差一点大片的国土被红头阿三给忽悠了。
再一说：文革后大学生入历史系读书，老师拿出一本陈的唐代政治制度概述小册子，说读懂了它就是教授了。一个女生看不懂就索性就把它抄了下来慢慢去读。后来这个女生果然成了现在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写于2013年6月18日，由李昶博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