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习普通话的外国人，迟早会从中国朋友和老师口中听到这句话：“你知道谁的中文真的很棒吗？大山！”
大山是马克·罗斯韦尔(Mark Rowswell)的艺名。他是个高个子、金棕色头发的加拿大人，是在中国成名的外国艺人中最有名的一个。罗斯韦尔现年49岁，曾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学习中文，毕业后搬到了北京，以便进一步掌握这门语言。1988年12月，在到达北京四个月后，他出现在了中国的头号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上，表演了一个喜剧小品。大山这个形象从此诞生。
罗斯韦尔当时在研究一种名为“相声”的中国传统喜剧形式。他经常在电视上表演相声以及其他类型的娱乐节目，名气也因此越来越大。自1998年来，他四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那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年度电视盛会，罗斯韦尔在春晚上出现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多。不过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是春晚让大山变得家喻户晓，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他说他的大多数重要演出都在其他假日期间在央视播出的。
今年的春晚将在本周三羊年除夕播出，但罗斯韦尔本次将不会参加。他的家人在加拿大生活，他从1995年开始奔波于北京和加拿大两地。最近，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在中国各地的场馆表演西式单口喜剧上。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了重塑自己的形象，传统造成的束缚，以及给中国人带来欢笑的话题。摘录如下：
问：是什么启迪了你职业生涯的这个新方向？
答：说“启迪”感觉有点怪，因为郁闷是更大的催化剂。“是什么让你这么郁闷，以至于让你开始表演单口喜剧？”这么问可能更合适一些。
我第一次正式演出单口喜剧是在2013年12月，与我1988年第一次以大山身份亮相相距几乎整整25年。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这是我自己的周年纪念方式。有段时间，我觉得把大山演得很出色，我很成功，我感到自豪，但显然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我不再喜欢这份工作了，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和中国娱乐圈总体上没有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很好时点，去做一些新的、大不相同的事情。
娱乐业永远是年轻人的行当。全球各地，莫不如此。但这个行业也有一种年轻人的嚣张，认为和以前相比，现在已经不同/更好/更开放/更有创新/更先进了。如今我已经是“资深演员”，回顾以往，我想：‘好吧，我们多年前做的那些东西相当粗糙，但眼下真正的变化只是精致程度。’如果你看看西方人在中国媒体上做的东西，似乎每个人都停留在了时间隧道里。这和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做的事情有什么区别？没太多区别。每个人都不过是在重复相同模式。也许创新需要“资深人士”来引领。我已经交了学费，我是个好学生，我已经掌握了技能，以我现在的情况，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想做的事情上，放在我个人觉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上。
大多数人似乎觉得这很异想天开。没事，我们走着看吧。这个过程需要花些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违背常理。这当然谈不上大众市场的需求。但至少这是非常新的东西，而且令人兴奋。我想，这正是我需要的25周年纪念。
问：在中国，相声和西式单口喜剧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答：相声变得越来越注重传统。你必须有一个正式的师父来教你规矩和传统段子。相声界现在非常强调风格，甚至是仪式，人们花费很多精力去讨论一个喜剧节目是否在理论上有资格称为“相声”。他们会说，“这很逗乐，不是真正的相声，”另一面说，“这是真正的相声，但它不怎么逗乐。”专注于学习和坚持传统，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这么做，我个人认为不是好事。传统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传统和为什么它会成为传统，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它。在喜剧及其节奏和规律上存在着普世真理，所有这些传统的背后都是一样的。这种向传统的倾斜在我看来是误入歧途的，表演者的观众因此过多地在意起相声的风格。
单口喜剧的优势在于，传统不是它的前沿和中心。你只需要做到逗趣即可。反正观众也不了解传统。他们把单口喜剧称为“脱口秀”。这个词统称从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路易·C·K (Louis C.K.)到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每日秀”(The Daily Show)的各种节目，“脱口秀”一词眼下极为常见，但其定义比较模糊，指的是逗趣的西式讲话节目。这对我来说是件大好事，因为我可以打造自己的风格。大家认为我肯定很擅长做脱口秀，因为毕竟我是一个西方人。
问：在中国表演单口喜剧，和在加拿大、美国这样的地方表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答：在于市场，或者说在于缺乏市场。去加拿大，美国或欧洲的喜剧俱乐部看看，那里的市场发达程度让我咂舌。普通人经常付钱去那里观看现场喜剧表演。还有成名的巡回表演团，表演者可以跟团到全国各地或者出国表演，你可以靠在不同的俱乐部和喜剧节上表演谋生，而且有非常清晰的上升途径，从小俱乐部到大俱乐部，到参加喜剧节，到电视表演等等。
中国就没有这些。只有几个很小的俱乐部，要找到付费顾客也很困难，而且不在主流娱乐圈之内。在中国，目前上没有人能从单口喜剧中真正赚到钱。坚持做这行的人都是出于兴趣爱好，以及一种可以做出东西的信念。
问：在打磨自己的单口喜剧段子时，是否对某些人有所借鉴？
答：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对我产生了影响。我从小听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艾迪·墨菲(Eddie Murphy)的单口喜剧，记得其中的一些东西，这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我20多岁以后学习的相声大师侯宝林、马季、姜昆。在风格方面，我没有特别偏好，所以既听郭德纲，也听周立波。他俩其中一个的粉丝往往讨厌另一个，但这两人的成功我同样尊重。我正在试图做的，是给大山的表演打造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风格，无论大山的风格是什么，只要适合我个人的东西，我都会尝试。这种做法和中国的规范大相径庭。按照中国的规范，你要学习规则和习俗，并遵循一种特定的风格。我常常得解释说：没有规则，只有合不合适自己。
问：你做过的最有趣的表演是什么？什么样的笑话能引中国观众发笑？
答：在现场喜剧表演中，场地对观众的影响不亚于你的表演。中国和西方观众之间的整体差异过于宽泛和模糊，讨论这种差异缺乏实际用途。在哪里的中国观众？是在酒吧，还是剧院、大学，社区中心、外交场合？不同场合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过去一年里，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场所。我在一所大学表演，观众中有6000名一年级新生，他们当时在参加强制性的军训。在10天的时间里，我先后在加拿大使馆和一家地下重金属俱乐部进行了表演。每一次你都想，“这次的效果会好吗？”到目前为止还可以。你要根据场合调整表演的内容和风格。
问：“大山”的名气影响到大家对你单口喜剧套路的看法了吗？
答：我的表演全部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我是一个得到认可的品牌。人们来观看演出既是为了看大山，也是为了看一些不同的东西。老实说，如果观众不知道大山是谁，我真的就没多大兴趣演出了。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认识我，知道我这些年做过什么，这给我带来了很好的创作素材。面对了解故事背景的观众，我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人们的期待，这样就有望稍稍做一些突破，不再局限于东西方文化对话的主题，而对该主题的讨论一直都没什么新意。因此“大山”的名气是一个极大的优势，我会尽可能地利用它。
问：你有没有喜欢的笑话，想要跟我们的读者分享的呢？
答：没有。我其实不讲笑话。我认为那是对喜剧的误解。至少我的幽默倾向于以情境和故事为基础，关于西方人在中国的状态，或者这个在人们眼中“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西方人的生活，跨文化的故事，或是关于一个站在你眼前的、有血有肉的“国家电视台节目里的明星”，所有的包袱和段子都可以从这些主题中创作出来。
问：现在你最经常在哪里演出，为哪些类型的观众演出？
答：回顾一下我的经历，去年，我一共在大学校园里举办了28场演出。那是我为个人脱口秀进行练习的主要舞台，一开始的演出类似于一场幽默的演讲，介绍一些我的个人经历，再泛泛地讲一讲跨文化的问题，我把这些内容逐渐加工成一个固定的60到70分钟长的喜剧节目。最初差不多有20%的内容是搞笑的，我会不断地加强节目的幽默效果。
北京、上海和深圳有单口喜剧俱乐部，但你知道，那里的环境有些局限。这里一点也不像美国，在美国，可以在小型俱乐部里先把节目准备好，然后再到更大的剧场去演出。所以，我在北京热力猫俱乐部这样的演出场所表演过几次，我发现那里局限性太大。现场可能有大概40到60名观众，这还是在晚上人多的时候。有时也就15到20个人。他们往往属于很窄的一个群体，都是单口喜剧的忠实粉丝，根本不能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因此我大概在这样的小俱乐部举办过八到十场演出。
我发现，有些喜剧俱乐部在剧场举办像样的商业演出时，如果能做一名特别嘉宾，那样效果会更好。你会面对150到200名观众，有时多达400人。粗略统计，我跟着各种单口喜剧剧团参加过大概14次这样的剧场演出。这么一来，大学校园和俱乐部的演出加在一起，2014年，我大概参与了50次不同类型的演出。
问：中国的年轻人对你的节目反响如何？
答：在大学校园的演出效果好极了，因为是提前一周通知，学生会就可以组织起300到1500名学生。我曾在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为6000名大一新生表演。观众很棒，虽然他们的年龄和教育背景只代表了一小部分观众群体，但他们的确来自全国各地和不同的阶层。从珠海到哈尔滨、从上海到西安，我一路上在各个高校演出，我还在加拿大为中国留学生演出过几场——在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等等。我下一场在大学校园的演出是在3月份，地点是英国的剑桥。只算中国的话，我到过15个城市的28所高校。
在内容方面，我发现大学的态度几乎是完全开放的。我讲的内容从来没有预先受到过审查，在我讲完60分钟之后，总会设置开放式的问答环节。甚至就连关于六四事件和“占中”的问题都出现过几次，我尽量以诚实的方式回答，但我也理解有一些被认为“妥当”的限制。我总是选择中立的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你的声音被人们听到。我可以进入这些大学校园，自由地说话，就是因为我在过去几年创出了“大山”的名气，让人们觉得可以信赖。自去年11月以来，我们已经听说中国高校正在遏制“西方的影响”，我自己还没有直接感受到这一点，至少现在没有。至于4月份重新开始演出之后会怎样，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