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记载的宋襄公坚守作战规则而败于楚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多以宋襄公愚蠢固执为结论。就连大名鼎鼎的学者钱钟书也在他的《管锥编》中痛斥宋襄公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而钱同样因袭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说法。其实，这一结论未必反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未必恰当，更非全面，如以正直严谨著称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引述这段历史后说，“伤中国阕礼仪，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司马迁认为宋襄公做出了为礼让而败而死的光辉典范，正是当时礼仪阙如的中国所急需的。
公元前638年宋楚争霸而战于泓，当时形势是楚强宋弱。临阵带兵的是宋襄公，他据有高超的政治眼光，立即认识到拼武力，宋国不是楚国的对手，只有拼礼仪才能战胜对方。所以当他的副手子鱼建议趁楚国军队正在度过泓水河的时间攻击对方，被宋襄公拒绝；之后子鱼又建议趁对方上岸后未列好阵式的时候进攻，又被宋襄公拒绝。等双方列好阵后，战役打响，宋军大败，宋襄公腿上中了箭，于第二年死于箭伤。但这和汉高祖刘邦为匈奴所围而死于箭伤一样，并无损于他们礼仪之帮的高超形像。
战后面对国人的埋怨声，宋襄公说，“有道德的君子不杀那些已经负伤的敌人，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敌人。古人指挥战斗，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却知道不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这一道理”。(原文：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的忍让与牺牲不仅为宋国赢来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也为当代的百姓赢来更多的他们日夜渴望的安宁。战争中求胜心切，就如同有万分火急的任务在身而开车赶路一样，是最容易不顾战争或交通规则的时候，而每一次破坏规则闯红灯都会取得莫大的好处，也正有于此，这时遵循规则也最为重要。前者导致战争的不断去道德化、残酷化而使战争不断升级，后者使车祸的危险急剧上升。如果战争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手段的话，解决同一争端的社会消耗急剧上升，从不死人，到死十人、百人，以至万人。宋襄公宁愿失败战死而不愿破坏当时的战争规则的光辉形像，无疑是当时战争去道德化、残酷化进程上一副对症的良药。由于宋襄公泓水之战的光辉典范，在使当时的战争人性化与人道主义化上起了多大的效果，历史学家并无研究。由于宋襄公泓水之战的社会影响，此后的战争死亡率下降了多少，使得多少人家免遭家破人亡的命运，两千年后的今天，中国学者们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数字。作者坚信，这一数字是可以得出的，并且是一个科学的人人可以接受的数字，一个不识字的普通农民也会明白的数字。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而强大的楚国要等几十年后的楚庄王时期才有幸成为五霸之一。而这五霸当中只有宋襄公一人不以武力称霸而以仁义礼仪称霸的，这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值得中国文人大书特书的一页。作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的齐桓公是武力与仁义兼顾的人，宋襄公之后的三个霸主武力成分就更大了。宋襄公引用古人来说明他的不鼓不成列的做法，是不是古人如此，而宋襄公时代的人不如此了呢？我们从古代文献可以看出，宋襄公并非唯一持此种战争态度的人。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态度正好与后来战争征服的社会走向相反，而是要帮助那些处在不利地位的失败者。《左传•桓公六年》(705 BC)记载随国如何抵抗强楚时，季梁对随君说，“臣闻小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意思是说，小国可以战胜大国，因为小国遵从道德礼仪，而大国依仗淫威。《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说，齐国侵占了鲁国不少土地，鲁国弱小，鲁国将军曹沫即手拿匕首逼迫齐桓公退还。过后齐桓公想不认威胁下的允诺，管仲说，“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援于天下，不如与之”。《国语•越语》说，“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助天为虐成了汉语中的一个贬意成语。不助天为虐与宋襄公不擒老人、不凭借地势等说法含义相同。 那么中国当时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国语•越语》又说，“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
当代学者杨宽说，“春秋时代的军队以国人(贵族的下层)为主力，乘着马车作战，人数较少，并由国君或卿大夫鸣鼓指挥胜负常在一二天内就分晓。”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则说，“战斗不出一日”。这与杨宽所说不矛盾，二者概念与标准略有不同。黄又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一句话，他们的战争还受人性的制约。结论是：当时大国进行的战争与小国进行的道德礼仪示范行为都是为了服人，这一点与动物世界是一样的。身强力壮的雄性黑猩猩就常常冒著危险去获取难得的食物而与全体分享，而公牛雄鹿对垒则以力服之。
动物学家发现，同一种属内动物之间的暴力斗争，一般说来总是按固定仪式进行，装腔作势以作威摄即可以解决争端。你没有看过两只雄鹿或水牛对垒以决雌雄的影像吗？就是说，真的打起来时，它们也坚守规则，没有暗中偷袭，也没有事后的复仇。我们人类祖先也是这样对待自家争斗的，并且保持到很晚很晚，这为许多人类学家的考察所证实，也有中国古代文献的支持。宋襄公时代至少还有这样的余风，所以宋襄公才得以成功。
尽管孔子等人与宋襄公有相同的看法与态度，但只有宋襄公作为一场战争的指挥者给中国历史留下如此惨烈与光辉的形像，犹如一盏照耀干古的长明灯，至今不灭，有它的启迪作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毛泽东有他悲剧的一面：他如果能向宋襄公再多学习一点，就不至于让自己的妻子自杀于狱中。毛泽东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把他自己定的规则全部抛到一边而进行的。据张戎女士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回忆录说，1971年的亲密战友林彪事件对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毛到死也没有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前五年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话，后五年是冷冷清清、不痛不痒，全国上下有气无力地批林批孔、批邓翻案风等等。毛本人晚年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像退居台湾的蒋介石与被弹劾下台的尼克松一样，所以毛特别同情他们。多年前他写过一首词，《鸟儿问答》，最后一句话是：请君充我荒腹。毛死前将它改为：试看天地翻覆。形势走向真如他所料：天地翻覆。试想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死前的五年长的时间里，享受自己的一败涂地而无所作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滋味。周围人说，他经常一个人默然流泪。毫无疑问，毛破坏规则而闯红灯出了车祸：在血泪冲刷过的文革时期政治舞台上瘫痪达五年之久。
儒家以仁义著称，讲历史时，我们可以说儒家大臣，但没有儒家大将的说法，有人提出儒侠的说法，说清末兴起的武侠风气携带儒家仁义至上的风骨，但武侠在民间，这正好说明中国历史上在政治人物导引下，儒家仁义与的战争撕杀脱离的悲惨结局，而战争更需要仁义的精神以减低社会消耗。据陈平称，人口死亡过半的大破坏在中国两千年中至少发生过十次，而欧洲仅发生一次。西汉六千万人口，到三国初年仅剩下百分之二。这十次大破坏全部发生在秦汉之后，而在宋襄公时代以及他以前的时代，这样的大破坏一次也没有。这也包括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实在没有坏到后来的程度。
这当然是中国历史听宋襄公他老人家的话时不够虔诚的缘故，但也从反面证明宋襄公与司马迁的伟大，没有他们，中国历史可能要发生二十次人口死亡过半的大破坏。宋襄公如果活着会说，“除了仁义礼让以外，世间还有什么事那么贵重，值得中国人死一半呢”？这样的人口死亡过半的大破坏换取了社会文明进步了吗？与欧洲相比可知，大破坏换取的是社会退步与萧条。中国历史急需的是社会规则，急需宋襄公、苏格拉底式为社会规则而甘愿牺牲的典范。欧洲将苏格拉底奉为圣人，而中国却敢讥笑宋襄公。苏格拉底被五百陪审团以微弱的多数判为死刑，但死刑迟迟不执行，并且看管松懈，当局显然示意苏格拉底逃跑到其他邦国躲避，苏格拉底坚持服刑以显示他对自己邦国以及自己参预制定的法律的忠诚。
近来日本学者近藤则之对《左传》写成的年代作了详细考证，说：“儒家中以易传为中心的学派试图重建承认皇帝权力的礼。而《左传》是以皇帝权力下的封建势力为背景，把批评易传的实践论作为一个目的而形成的。因此，《左传》的形成时代可以推定为易传的形成达到一定程度的时代，即秦到秦汉之际以后。”《左传》原文有子鱼对宋襄公的长篇评论，批评宋襄公以实践社会效果为考虑准绳的观点，展示皇权下以战争胜利为唯一目标的思想。子鱼不再考虑战争敌对一方的利益，不再考虑敌我双方共享战场与社会的利益，也不考虑若日后我方处于今日敌方处境又将如何。只有秦始皇自以为得了万世江山才敢这样大胆，才敢将自己的儿孙全部致于死地而无悔。
在宋襄公去世后，宋国曾于公元前579年与546年两度召集各诸侯国来宋国商讨停战的所谓弭兵会议，之后北方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在和平环境下，各国政权由国君向大夫做了不同程度的转移，使政治更加清明。宋襄公一生业绩斐然，汇集四国联兵去齐国拥立齐孝公，大力协助后来成为晋文公的重耳，以小国而推崇仁义礼仪，得以继齐桓公之后，成为诸侯拥戴的盟主。虽然司马迁等主流历史家承认宋襄公五霸之一的地位，也有持异议者。这些异议受了后来皇权以及礼义与战争分离的影响，而宋襄公是在礼义与战争分离之前最后一个坚持战争的礼义原则而得以成功的政治家。宋襄公不带兵赴约被自己称王的荆蛮楚国扣押而后释放以及泓水战争失败，只有在礼义与战争不分离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宋襄公的卓绝与光辉。在胜利成为战争唯一目标的时代，宋襄公才成为笑柄。宋襄公死后形势的变化使上述两次弭兵会议上，宋国不再谋求盟主地位，但仍是宋襄公典范的忠实继承：以仁义礼仪为号召，谋求社会安全与诸侯的和平共存。由此观之，宋襄公的话与行为和宋国传统及地位相符，而子鱼的话与之相违背，以此可推断：子鱼的长篇评论可能是《左传》作者为适应新的皇权理念而在原有宋襄公真实言行的基础上添加而成，是文化专制主义者篡改历史一个罪证。被人打了一拳而不还手的大有人在，并受到称赞，为什么宋襄公遵守战争规则当霸主反而为人讥笑，只能用文化专制影响人们思维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