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这个词这几年大行其道，通常指的是高学历高收入，在适婚年龄未婚的城市女性。每当讲起这个口水话题，卖菜大妈和出租车司机们都是长篇大论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却少之又少。
中国到底有没有”剩女”现象？大家印象中的“剩女”，其“剩”是源于女性数量大于男性，还是两性婚配选择预期的失衡？如果是后者，问题出在女性的挑剔还是男性的不懂欣赏？“剩女”经济学希望引用经典经济学的相关文献并结合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大家茶余饭后的讨论中添加一些数字和科学的佐料。
经济学分析都有前提条件和假设。说起“剩女”，言下之意是欲婚而不达，被剩下是不快乐的事情。但是，首先经济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效用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 utilities)。类似“A君是否比B君更开心”是个无法比较的伪命题──我们可以说A君比自己平日更开心或沮丧，但不能跟别人比。一个人无法拿自己的主观感受来鉴别ta人的感受效用方程，所以说另一个人如何“幸福”或者“可怜”，这就是个相对伪命题。简单的说，就是你怎么知道ta过得不比你看到的好呢？
所以当七大姑八大姨好心劝一个妙龄女子及时成家的时候，她们没有想到单身的自由，例如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同样，单身男士看着被老婆管的服(ke)服(lian)帖(ba)帖(ba)的已婚男友时，他们又怎能体会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那份甜蜜温暖。所以外人的劝说，虽然出于好心，但是过分地劝，就不仅仅是罗嗦，而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而且可能会产生多余不必要的压力。此时的关心，就变成了自私的爱。
第二个前提是大家都希望结婚。婚姻有幸福和不幸之分，由于每个个体对幸福和婚姻的定义不同，有的效用方程里是柴米酱醋油盐茶，有的效用方程更偏重琴棋书画诗酒花，这里不深入定义。
第三个前提是效用排列：1)幸福的婚姻 > )单身 > 3)不幸的婚姻。通常大家对“剩”字争论的一个重点就在与此–很多讨论的“剩女”是被动态，但有相当多的情况是理性的“剩女”，即认为跟某恋爱对象共同进入婚姻殿堂带来的效用预期不超过自己单身的状态，也就是2的效用高于3，此时这个“剩”是主动态。这篇文章更希望解释的是从单身到幸福的婚姻，即从2到1之间的距离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说“剩女”是个全球现象呢？劳动经济学文献里有一篇经典文章是Lena Edlund于2005年发表的《Sex and the City》。Edlund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力的跟性别经济学相关的文章。大家对Sex and the City的名字应该非常熟悉──没错，是美国HBO的那部电视剧，后来还拍成了电影。不过文中的sex指的是性别。
Edlund的文章提出并解释了一个前人很少关注的问题–全世界大都市里普遍都是女性数量多于男性，而人类正常性别比都是男性数量更多才对。这是篇概念清晰、文笔流畅、数据处理干净漂亮的文章，并且对所谓的“剩女”现象提出一个经济学的解释。
文章开篇举出欧洲和美洲的47个国家里，农村里25－34岁的青年人都是男人数量多于女人，而在城市里女人却多于男人。下图表里可见：大部分城市的农村男/女比例>1，也就是男性数量更多，而城市里比例<1，即女性更多。也有少数农村小于1和城市大于1的个例，不过都来自于整体的男女比例失衡，同时相对比例来讲，依然是城市女性比例更高。
Edlund对这个城乡趋势提供的经济学解释是，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这里男性工资平均要高于农村工资。而女性来到城市，看中的不仅仅是更好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市场），还有更好的婚姻机会(婚姻市场)。
在进入理论讨论之前，Edlund加入了一段关于婚姻市场的讨论，这是在当时这方面文献里的一个很“前卫”的讨论：古罗马有言，“Mater semper certa est, pater est, quem nuptiae demonstrant”。意思是母亲的角色是确定的，而父亲的角色是由婚姻决定的。所以在婚姻不存在的情况下，事实上只有一个家长–母亲。婚姻给父亲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头衔，让男人有了享有孩子和监护孩子的权利，同时他要为婚姻进行支付。Edlund解释说“婚姻可以看作是男人跟女人交换资源，从而获取当父亲权利的一种交换合同”。
的确，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看，女人是更占有优势的性别。因为女性有子宫，才能繁育下一代。同时卵子比精子更稀缺，女人生育的机会成本更高，所以男人只有取悦了女人，才能取得交配权和繁衍权。
在这个前提下，平均收入更高的城市会吸引更多女性来找寻劳动力和婚姻市场的机会，增大女性的数量和提高“剩女”的可能性。Edlund用瑞典289个地区的25-44岁人口数据来做实证数据研究，结果证明了猜测–当一个城市的平均男性收入越高，相对应当地的女人数量就越比男人多。
当然，导致男女比例变化的要素很多，所以Edlund为保证研究的严谨还包括了许多“控制变量”。简单说控制变量就是对性别比例这个结果有影响的、除了男性工资之外的因素，例如当地人口聚集程度(女性可能就是更偏爱大都市的生活，有更多的戏剧演出，有更多的博物馆等等)，某地区是否有军队或特殊产业(导致当地的性别比例特殊)等。加入控制变量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考虑了所有其它可能影响结果的问题之外，仅仅只看男性工资这件事情本身对性别比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经济学里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当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经济学没那么感兴趣的同学慎入下面几段：
经济学经常讲的一个问题是内生变量。我们说因为男性工资更高，所以女的数量多。但有没有可能因果是相反的？因为女的数量很多，导致当地劳动力市场里男性劳动力相对供给不足，所以男性收入更高？换句话说，不是工资水平的差异导致了性别比例的高低，而是性别比例的高低导致了工资水平的差异？简单说就是A导致B，还是B导致了A？
事实上，B是不能推出A的。就好像说纽约的警察很多，同时纽约的犯罪率很高。可以说是犯罪率高导致市政府要加强警力，而不是警察太多以至于罪犯们人数也多。但究竟能不能推出，不能凭直观印象，还需要对内生变量进行科学检验。
处理内生变量的方法很多，Edlund用了一个Robustness check(稳健性检验)来检验。用这个检验是想看我们的这个结果–如果只看25-34岁这些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都比较稳定的人，结果是否会不同，或者说是否还会是现在稳定的结果？Edlund巧妙的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做了一个检验，只看大斯德哥尔摩郡里面的26个小市政地区。有可能某个小地区的男性数量特别低，所以当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工资就高。不过因为这些地区都在一起，相互之间交通便利，所以可以认定它们之间是一个共同的劳动力市场，这时候各地区的工资水平可以最大限度的排除性别比例的影响。
在较好控制了以上变量的条件下，Edlund研究结果还是得出同样结论：当工资水平高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女性比例更高。这就是个很成功的稳健性检验。)
Edlund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剩女”现象的经济解释，那就是大都市里女性数量大于男性，是因为女性愿意到大城市既追求更好的劳动力市场，也追求更好的婚姻市场的结果。 “剩女”既是个全球现象，也是个经济现象。(来源：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