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我们的外教

日前到香港开公司年会,飞机上翻翻了报纸,偶然看到一则消息说目前大陆数百家大专院校内聘请的3,600多“外教”,经查证居然有1,200多人(占1/3)的学历是假的或者有问题(硕士说成了博士,大专说成了本科等)。

相信这些“假外教”大多是语言学的老师。因为国内对于外语教学(主要是英文)的需求量极大,老外只要是说的一口流利的外语自然不难混饭吃。另外如在社会上教授英文的话(比如华尔街英语,英孚英语等)可能根本就不要任何学历,开口说英文就能挣钱。怪不得成群的老外,冒着雾霾的污染,全奔中国来了。真是外来的和尚能念经。

我想龙根或者崔敏在高校工作,感受会更深。不过我想作为全国的重点大学应该门槛更高一些吧。

记得当年我们初入大学时,对于外教简直是如同上帝般的崇拜(远胜于国内的教授)。平时也难得听到他们的一堂课。

现在看来,光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实际也就是一种语言的技能,算不得什么学问,如同北京人会讲一口的京片子一样。还需要的是该语言的文化知识和教授技巧。

记得当年我们的外教辛普森夫妇原来是中小学的老师。但是一到中国自然身价百倍,成了外专。当然我们直到今天还是尊重他们的,他们也确实是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查了一下当年的记录,外教那时的工资应该是1,800元左右的人民币。按当时美元的汇率算也就是不到200美元,当年在美国这可是拿不出手的工资。不过那时的人民币经花,外教在华的住所也免费。记得辛普森夫妇和瑞安开始住的是长春火车站前的春谊宾馆,那是满洲国时期最好的日本旅社,当年国联调查满洲国事件时就下榻此地。以后搬到了南湖宾馆,也是当年长春风水最好的、省领导开会的地方。以后吉大自己修建了专家楼。外教还配车(上海牌小汽车,车接车送),一年还有两次的免费旅行。记得有一次辛普森说他们计划去桂林旅游但是买不到机票,夫人还哭了。自然伙食费是要自己掏腰包的,但是当年国内消费水平极低,基本可以不计。所以辛普森夫妇离开中国后没有将那点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带回国去,因为没有意义,却买了许多的中国特产,比如飞鸽自行车,蜜蜂缝纫机,中国丝绸、瓷器、羊绒产品等回国,也算是发了笔小财。我记得有的同学可能还去过宾馆帮助他们钉好行李木箱。可惜的是他们不懂中国的古典家具或者书画,当年这些物件都十分便宜,否则赚的会更多。此外也没有听说过他们回国是否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的回忆录,但是他们当年都照了不少的照片,应该是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的宝贵记录。

从外教不由得想到了中国的教师。当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什么生活状况呢?当年在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比如冯友兰)的月工资是345元外加100元的科研费(也叫买书费,可以自由支配,不必凭发票报销。当年物价低,一本精装的英汉词典不过5元,现在要近100元)。可这比起当年外教的月薪1,800元来,自己双倍的工资还顶不上人家洋和尚的零头。吉大的一级教授应该只有校长唐敖庆、计算机的王湘浩和物理的余瑞璜等少数几人。他们当年都是国外名校的博士,在国外就是教授。

另外教授(三级以上)在北京还有特供,如冯友兰这样的一级教授就是“234待遇”:每月2斤白糖,3斤鸡蛋,4斤猪肉。另外每天一磅牛奶,每月两条香烟。开始是中华或牡丹,后来成了大前门和恒大。以来不抽烟的教授也买,因为当年那就是硬通货,至少可以送人。那时见人办事能递上只中华可是大人情,比单位的介绍信好使。

但就是一级教授的生活当年(主要是60年代)也不易。根据北京市委的记载(当年冯这样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动态都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定期报送市委的):冯原来每天有一磅牛奶,后来东北的小孙孙来了后,自然就没了奶喝。冯不得不利用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每个月至少到政协的食堂吃饭8次,或者去高级饭店去吃饭,来补充营养。以前冯和许多老教授对于政协、人大、学术团体等会议和政治学习是避之不及,从不参加。60年代则是有会必到,甚至不请自来。开始还以为是老教授们政治觉悟提高了,后来才发现都是为了补充油水。因为开会聚餐虽然也得交粮票,但是可以吃饱,猪肉炖粉条可以铆劲造。

更奇的是,有个老外喜爱中国文化,一个名画家给他画了幅画送他,但是没有装裱,说你自己去北京琉璃厂荣宝斋裱就可以了。他不明白。去了荣宝斋才知道,装裱书画需要用浆糊,得自己带白面来。老外是特供,没有粮票,犯了难。后来事情让康生知道了,给主席写了条子说,虽然我们国家经济困难,但是还没有困难到这个程度。所以北京特批了荣宝斋100斤的白面。荣宝斋的伙计们也不傻,知道按照现在的业务行情,50斤白面足够了,剩下的50斤食堂做了大饼,大家饱餐一顿。看来有的事,还得靠洋人。

吃饭不容易,办事更难。冯友兰的小孙孙1961年到了北京,想上北京户口,冯亲自找北大领导谈,居然也上不了。而北大领导给北京市委送报告,希望解决8位教授的食品供应问题,也半年得不到回复。62年为了解决北京外来人口过多、负担重的问题,强令北京市内的外地户口保姆回到乡下去。北大燕园内58户的教授就有37名保姆登记在案,由派出所民警出面强力驱除。北大的副校长汤用彤,因为瘫痪,家里有两个保姆,为此专门写了报告,要求务必特批保留一个。

高级教授状况如此,可怜当年的国内讲师或副教授比如学校里的罗老师(罗祖根)或者张炎昌、何廷庆、高云翔等人,只好拿一个月50-90元的工资。并且一拿就是十多年。
不过我们上学的时候,情况开始改善。至少罗老师这样的南方人,一个月可以在长春多配给5斤大米,“大米政策”出台后,教泛读的东北张老师在楼道里见到罗,不无嫉妒地头一句话就是:罗老师,今晚吃大米可别撑着了!罗老师自然苦笑唯唯。

以上这些事情,今天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在当年可全部是真实的情况。

所以说邓的改革开放是功德无量的伟业。至少大家日子好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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