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千万公务员的名义工资近期获得了数年来的首次提升，引发了中国国内的热烈讨论和海外的强烈关注。在中国一浪高似一浪的反腐大潮中，很多人自然将提高公务员的待遇与海外、尤其是新加坡等地长期奉行的“高薪养廉”理念联系起来，并认为长期偏低的公务员工资水平是造成官员大规模腐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这样的认知貌似合理，但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的肤浅了解之上，新加坡式的“高薪养廉”并非和许多中国人脑海中的认知相符，其理念虽然对中国的公务员体制改革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并不具备在中国大面积推广的现实条件。
误读的新加坡公务员“高薪”
传说中所谓的新加坡公务员的“高薪”并非如大多数人的想象。其实吸引眼球的“高薪”部分主要集中在总理和部长等内阁成员的上百万新元的年薪上，但他们其实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队伍，是必须赢得选战的政治人物，即便他们除了高额年薪之外，并无特权和生活上的特殊优待，自己的日常开销如住房、用车、医疗、养老等都需要用自己的工资支付。
而大多数公务员则属于政治中立的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除极少部分的高级公务员(相当与中国的副部长和司局长)之外，绝大多数的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并不比企业界类似级别的职员高，更无法与投资银行、律师、医生等高薪行业相比。因此，新加坡毕业的大学生，除了追求稳定的工作和服务公众之外，并无太大的动力去报考公务员。即便进入公务员体系的大学生，也时有因不满意薪水而跳槽去私企或选择继续深造，成为专业人士。
在新加坡，既无所谓的“公务员热”，也没有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公务员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并无二致，也需要按月缴纳公积金，到公共住房或私宅市场上购买住房。公务员在医疗和养老方面和他人一样，主要依靠自己积累的公积金和政府的一些普惠式津贴。
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针对内阁高官的高薪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养廉”，而是为了更好地从社会上吸收已经成功的人士，实现精英治国。很多选择参与政治的精英人士，在他们原先的职场上甚至有更高的薪水可以拿。对于高级公务员来说，高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留住他们，否则他们也有可能被私营企业吸引走。新加坡的廉洁主要靠强有力和有效率的监管来实现，权力的运作阳光化和透明化，这是廉洁的主要原因。
中国公务员的“低薪”
反观中国公务员队伍的所谓“低薪”，也有很大误读成分，至少很多百姓并不认可。
表明上看，中国公务员的名义工资确实不吸引人，而且各级别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距也不大，这是共产主义中强调的“平均主义”精神的某种延伸。以2006年的公务员工资级别表来看，正国家级领导的每月工资水平也只有8000块人民币左右，部长级领导则仅有5000多块，局级公务员只有3000多块，这些工资水平竟然不及当年北京地区外资企业年轻职工的入门级工资水平。如果仅从这一官定的工资表来看，即便现在经过了一定程度的上涨，也确实在中国算不上什么高薪。有报道说北京的快递员有时月薪都可以上万，似乎公务员的工资确实低了。
然而，如果仔细一想，就会发现过去公务员的所谓“低薪”与现实并不相符，否则在2009年之后的几年里怎会出现盛况空前的报考公务员热？一些岗位的录取比率甚至超过了100比一，这种“百里挑一”的奇怪现象是不能用公务员的“低薪”来解释的，即便所谓“高薪养廉”的新加坡也从未出现这种现象。
其实，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即当时中国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其实并不低。如果算上公务员可以享受的各种津贴、住房分配、公费医疗、退休金和所谓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车使用，目前这些已被明令禁止），那么公务员收入的“含金量”相当高，不仅远远高于快递员，而且甚至有可能比他们新加坡的同行要高，这些还没有算上通过运作权力给自己和家人所带来的非法所得，那些更可能是难以计算的天文数字，最近反腐风暴所暴露出来的“小官巨贪”现象就反映了基层公务员也可能拥有巨额非法所得。
“官本位”文化影响
新加坡公务员的“高薪不高”与中国公务员的“低薪不低”，本质上缘于新加坡基本扫清了传统社会“官本位”文化的影响，而中国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官本位”传统仍十分顽固，这使得公务员成为一个特殊群体，可以享受在住房、医疗、养老、用车甚至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的特权（很多特权甚至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以及使用一些不受监督的权力。在这种“官本位”的环境里，讨论公务员账面上的那点名义工资是多是少没有太大意义。
最近中国政府进行的公务员医疗、养老、住房制度改革（将这些制度和社会通行制度并轨），看上去倒是破除“官本位”的一个开端。如果打击腐败和“三公消费”能够制度化和持续下去，公务员的特权和特殊待遇大大缩水，那么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适当考虑增加公务员的名义收入。(来源：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