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一个巴伐利亚的牧师发明了一种语言，希望能在全世界通用。他把法语、德语和英语的文字混在一起，给这个语种起了个怪异的名字叫沃拉普克语(Volapük)。更糟糕的是，沃拉普克语很难用，发音奇怪，词尾辅音像拉丁语。
没过几年，沃拉普克语就被另外一个新发明的语种取代，这个新语种就是世界语(Esperanto)。世界语名称响亮，简单易用。若有兴趣，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能掌握其要领。
尽管如此，世界语并没有流行开来。它刚被创造出不久，英语就已经作为国际媒介语言脱颍而出。两千年前，英语是铁器时代丹麦某一部落的不带书写的口语。过了一千年，在法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英语只是一个湿乎乎的孤岛上的语言。当时没人会预料到英语在当今会如此流行。现在说这种语言的人口有20亿，几乎接近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科幻小说中，经常会出现整个星系都讲同一种语言的状况。真实生活中，这种幻想对我们称为家园的地球却更是一种威胁，有人担心英语有可能会取代其它所有的语种。人类用上千种语言以丰富多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令人愉悦。几乎没人愿意失去这种多元化。
如此多的语种的确也会带来问题。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颇有深意地告诉我们，多语种是神的诅咒，是为了阻碍人类的知性。有人甚至会问，假如整个人类一直都只讲一种语言，那么现在是否还会有人希望有上千种不同语言的把我们分开？
谢天谢地，担心英语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语言还为时过早。很少人会悲观地认为，多民族多文化的世界将和英语以外的各种语言一样一去不复返。然而，无论如何，人们和孩子们交流的语言亲密而自然，外来语种很难介入。谁能想象没有日语的日本和没有希腊语的希腊？英语的扩散只是说明，地球上的人们将在他们的本土说当地语言，而通过英语和外部世界交流。
但是，英语和成千上万种其它语种共存的日子却为数不多了。如果我们走进未来，100年后，会发现地球上的语种会有两个变化：第一，语种大幅变少；第二，语言将比现在简单很多，尤其是相对于书面语言，口语会大大简化。
有人可能会抗议：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汉语将最终成为世界语言，而不是英语。但这不太可能，英语最起码已经占了先机。英语已被如此广泛地应用于出版物、教育和各种媒介，转化成其它语种代价太大。这和我们保留QWERTY键盘和交流电同出一辙。
另外，汉语发音的声调在孩童时代以后极难学到，而要想真正掌握其书写体系，你需要有天赋之能。当然，以往有很多人会热衷于那些极富挑战性的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俄语，甚至汉语。但是如今，英语已经很流行，相对汉语来说，更易于掌握，因此更难以取代。强权未必一定能扩散其语言，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曾统治中国，但都沿用汉语。同理，如果中国统治世界，很可能是用英语。
话归正题。到2115年，世界上很可能只有600种语言留存下来，而不是今天的6,000种。日语没问题，但鲜为人说的语种就未必了。以往，殖民化带来很多语种的消失，说母语的人会因此受到惩罚甚至消灭。这直接导致了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大部分语言的失传。城市化让人们离乡背井，进入只被一种语言统治的城市，从而加剧了这种破坏。
去文盲化，好处多多，但会威胁到语言的多样性。现代思维认为，用于书写的语言因其持久性和正式性，似乎才是正当的和“真实的”，而剩下的那几百个只是用于口语的语种则是瞬息的和局限的。书写才使一种语言成其为“语言”，这种错觉很难摆脱。在美国和以色列，成千上万的人日常用意第绪语交流并抚养孩子，但因不怎么用其书写，意第绪语经常被说成是“垂死”的语种。
人们很容易认为大语种代表着机会而小语种代表着落后，结果会停止和他们的孩子们用小语种交流。一个语种除非可以书写，否则的话，只要一代人不把它传递给他们的思维可塑性极强的孩子们，这个语种就会消失。我们都知道成年人学语言有多么困难。
在一个社群中，如果只有老年人很熟练地用一种语言，语言传承要比传递一些表情、单词和词尾困难得多。纳瓦霍（译者注：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人部落）最近发生的事情上了新闻：一个名叫迪谢尼(Chris Deschene)的政治家因为纳瓦霍语不流畅而被拒绝代表该族参选。人们希望迪谢尼能提高他的纳瓦霍语水平，但这谈何容易。在纳瓦霍语中，没有标准的动词，你要用心记住每个动词的各种变异。此外，动词还有不同的声调。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觉得土著语言大都彼此比较相似。语言复杂性的“增长”伴随人们习惯的日积月累，就像汽车生锈。此刻你想在动词前加个未来时以表达“我将买东西” (I will buy it)。下一刻，人们就用词组来表达这样的意思“我要去买东西”(I am going to buy it)，因为如果你带着某种目的去做某件事，那么你就即将去做。很快，词组“am going to”简化，动词加未来时的表达方式变异成可能让某个火星人听上去像新词的“gonna”。
在所有语言中，这种事情一直都在以不同方式发生，其实，哪怕非常细腻的交流都不需要这么复杂。“他”和“她”这样的区分对很多语言都是多余的，英语中如果只有“will”而没有“gonna”，也无大碍。更不用说那些不规则动词之类了。
像“他”和“她”这类的区分，当然也没啥坏处。语言不像灌木那样，可以随意修剪。孩子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掌握哪怕最奇怪的语言训练。南非的喉音语言通常不只是有两三个，而是有十来个不同的喉音，当地人有特殊的喉结来连续不断地发音。对于讲英语人来说，汉语中需要四个声调来表达某种意思已经是非常困难了。而在东南亚的苗语中，任何音节都可能有八个声调来表达不同的意思。
这些元素，造就了语言的丰富多彩，同样，一旦丢失，便难以恢复。成人之后，忙碌加自我意识，很难去学习复杂的东西。人们积极努力来挽救一些濒危语种，但悲哀的现实是，社群中的孩子们并不用这些语言，而孩子们的应用才是语言生存的关键所在。
很多社群试图通过在学校的成人教育来传承其祖先的语言，这样做会创造出新形式的语言，词汇量减少，语法简化。例如，爱尔兰的盖尔语是一种新的盖尔语，如今能讲英语和盖尔语双语的人所讲的就是这种盖尔语。像这样的新版语言是一个大趋势，尤其在过去几百年一直涌现。新的语言和现代化之前的时代相比，要简单得多。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和快速的人口转移成为可能，由此带来语言演化的第一次浪潮。一旦大量的人口同时跨海，或者被武力带到新的领地，无数的成人而不是孩子就需要掌握一种新语言。教室里的经验告诉我们，成人在掌握语言细节方面的能力远远不如幼儿，语言因此而简化。
例如，维京人在八世纪侵略了英格兰，并和当地人通婚。当时学校只对精英阶层开放，也没有媒体，英格兰的孩子们所听到的是他们父辈的“磕巴英语”，说着这种英语长大，结果就是我此刻写作所用的语言。老式英语有三性五体并立，语法复杂程度类似于难以掌握的当代德语。维京人入侵后，老式英语变异成现代英语，不再给无生命的物体加性别，这在欧洲语言中难得一见。汉语、波斯语、印度尼西亚语和其它语言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因此远不像正常语言那么“凌乱”。
语言简化的第二次浪潮源于几个欧洲国家的农垦贩奴或类似的种族转移。成年人必须迅速学习语言，经常只学到几百个词汇和简单的句子结构，比维京人学到的英语还要少。靠这样的语言很难生存，所以他们用这些基本的要素构建了新的语种。现在这些语种能表达人类思维的任何细节，但因存在时间不够长，还没有掺和进那些不必要的不规则动词。这些就是所谓的克里奥尔(Creole)语种。
和那些比较古老的语言相比，用克里奥尔语做基本交谈要容易得多。例如，海地克里奥尔语是一门复杂程度比较低的语种，与此相比，纳瓦霍语和苗语则要难学多了。学生们用不着去记住船是阳性的而桌子是阴性的。法语中大部分单词都分阴性阳性，非常难以掌握。
在课本上所称的西方探险时代，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克里奥尔语种。非洲士兵在苏丹发明了阿拉伯克里奥尔语，孤儿们在新几内亚发明了德语克里奥尔语，澳大利亚原住民发明了英语克里奥尔语。英语克里奥尔语后来传到周围的地区，包括新几内亚。在那里，这种语言被称为托克皮辛语(Tok Pisin)，现在是这个多语种国家的官方语言。牙买加的帕图瓦语(patois)、南卡罗莱纳的噶勒语(Gullah)和佛得角语(Cape Verdean)都属于克里奥尔语种。
当代的人口流动正在形成语言简化的第三次浪潮。在全球的城市里，各国移民的后代们用他们新的国家的语言交流时，省略了诸如不规则动词和物体性别这些随意特性。他们的新版本，相对于这些语言本来的样子和他们父母的版本，是一种折衷。
语言学家没有单一的名称来定义这些变种。但是，从德国的基茨德语(Kiezdeutsch)，到挪威的“烤肉串挪威语”(Kebob Norsk)，从塞内加尔的城市沃洛夫语(urban Wolof)，到新加坡的新式英语(Singlish)，全球到处都是旧语言的简易版。这些将一直会用于口语表达，而不会付诸纸面。如同我们所了解的意第绪语，这些口语的表达方式同样够资格成为富有生命力的人类语种。我们不应该把简易化看做是语言的退化，这些“优化”的语种在所有方面都是完整的语言，我此刻写作所用的就是其中之一。讲古英语的人会认为现代英语听上去混乱不堪、结结巴巴。事实上，任何有不规则动词、八个声调和阴性词表的语言基本上都是偶然形成而不是刻意设计的。
还好，在变革中消失的语言可以用现代技术来描述、记录，并留给后人。我们可能会为世界上的语言从6,000种减少到600种而唏嘘，但另外一线希望则是，会有更多的人，将能在讲本国语言之外，能用另一种语言与人沟通。
归根到底，巴别塔的故事很奇怪，它把语言的多样性当成诅咒，而不是把普世的理解视为恩赐。未来呈献给我们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将适当保留，许多语言的口语更易掌握，从而带来更多的相互理解。简而言之，英语统霸全球的未来不是语言的天堂，但同时也不是语言的末日。(来源：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