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或听到的消息大部分是负面的，充满着灾难、恐怖主义、犯罪、绯闻和腐败。是媒体对负面新闻产生了偏见还是为了取悦于我们喜欢坏消息胜过好消息的偏好？
是先有兴趣还是先有新闻？
皮尤研究中心近期为《人民和新闻》做的一项研究综合了165个不同国家的调查并发现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人的新闻偏好保持着“惊人不变”。研究的作者麦克-J-罗宾逊的报告指出，毫不奇怪。在该研究开始，即1986年以来，战争和恐怖主义在所有类别中的排名一直遥遥领先。还有糟糕的天气，自然或人为灾害的消息，尽管公众对后者的兴趣因急剧下降而引人注目，这是不多见的重要变化。相反，和钱有关的新闻是唯一随着时间变化越来越强烈地受到人们关注的类别。人们对犯罪、健康和政治的兴趣的排名居中，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科技，和美国不直接相关的国外新闻，摘要和娱乐新闻在公众的眼里一直处于垫底的位置。
罗宾逊发现“涉及到家庭、性生活，爱国主义和上帝的两极化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最大程度的关注”，而名人的绯闻在所有的新闻偏好中垫底。为《国家》杂志撰稿的埃里克-阿尔特曼评论说，对这个话题缺乏兴趣是该研究“让人最感惊讶”的结论。罗宾逊写道，考虑到“新闻‘菜单’中的主要变化”，该研究的发现尤为惊人，因为媒体对如帕里斯-希尔顿监禁和安娜-尼克尔-史密斯的去世等故事费心做过“大量报道”。
然而，真正令人激动的是对大众的兴趣和媒体的报道这种矛盾的解释：“即使排名发生微小的变化，报社机构都会对他们关注的新闻作出巨大的改变，”罗宾逊写道，并常常朝着“大众口味”的方向。但是这种充斥着“饱和状态”报道的改变通常是暂时的，它只是针对小众市场，而不是针对全国的观众。这就回到了以前关于鸡和鸡蛋的讨论，是兴趣滞后于报道，还是兴趣超前于报道。在罗宾逊的研究中，外界接受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全国的新闻观众对新闻这道菜的改变没有报社改变他们的新闻菜谱这么快。”
罗宾逊说明了报道在全国范围内的改变往往改变了公众的兴趣，而不是相反。如果是这样，记者们必须特别认识到他们不仅会对新闻的看法产生影响，对他们深思熟虑过的新闻也产生了影响。
吉姆·勒赫的《新时间》经济板块的记者保罗-索尔门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是关于消费者的悲观主义对我们消费意愿的联级效应。他说我们处在一种“习得的无助”状态。最糟糕的是，不间断的坏消息甚至会刺激一种抑郁状态，专注于所有这些坏消息的人们的情绪会更强烈，更有可能做出不明智的决定，例如在损失严重的情况下出售他们的全部投资或暂时全部停止消费。即使不看电视或不读报的人都会不时受社交网络或日常谈话中负面消息的冲击。
丹·艾利是《可预见的荒谬》一文的作者。他说，当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经济衰退，我们就都会觉得肯定会发生什么改变，哪怕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人们可能会害怕花钱，害怕失去工作，这样做就会限制他们的消费。不过，看仔细点。娱乐业和药品(例如伟哥)的销售额上升了。眼光长远、拥有优秀规范的公司承受萧条的打击能力相当好。不同形式的社交网络在迅速扩大。
媒体是否太过负面？
媒体的研究表明坏消息的数量远远超过好消息，报道十七条坏消息才报道一条好消息。为什么？可能要通过进化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工作才能找到答案。人类寻求突变的负面事件。这些专家说我们的大脑是从依靠狩猎和采集而生活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为了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任何新奇或突变的事情必须马上集合在一起。所以尽管我们不需要再防卫自己免受剑齿虎的攻击了，我们的大脑却还没有跟上这种变化。
许多研究已经表明我们更关注坏事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而不是好事情带来的前景。大脑中负面新闻的绊线比积极新闻的扳机要敏感得多。我们往往变得更担心，而不是更开心。我们每经历一次担心，就刺激了我们的应激激素。另一个解释来自概率理论。本质上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消极的和不常见的事情不时在发生。在约翰-艾伦-保罗斯的《科学盲》一书中，他解释道，如果一则新闻是关于500或5,000人的小社区，那发生不寻常的概率就很小。稀奇的事不常发生在个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像社区时事通讯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新闻报道的坏消息更少。但是在一个人口为100万的大城市，突变类和负面新闻比比皆是。大部分人收看的是全国或世界性的媒体，他们的新闻报道来自具有大规模的大城市，所以负面新闻的流行程度就上升。社交网络交流的范围增加，我们传播坏消息就跨越了地域的限制。所以从进化的、神经学的和概率的观点看，我们寻求具有冲击性的负面新闻的特点是无法改变的。当我们找到了，我们就会分享出去。
洛蕾塔-加紫罗-布鲁宁是《预见你的快乐化学》的作者，她主张认为“深层次的焦虑”源于追踪每天的新闻，而这些新闻主要集中在消极的方面。她主张说，“你大脑渴望与生存相关的信息，新闻迎合了这一需要，但是它不一定总是满足该需要。它把你的注意力浪费在散布的威胁信号上，而你不可能真的采取行动。”麦吉尔大学的马克-曲思乐和斯图特-索洛卡就人和新闻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他们邀请参与者到大学里看新闻故事，同时研究人员进行眼睛追踪实验。大部分参与人员都有选择消极新闻的倾向，例如腐败和虚伪，而不是积极的新闻。对时事感兴趣的人尤其如此。曲思乐和索洛卡总结这就是“消极”偏向的证据，渴望听到和记住坏消息。他们还做了另外一个结论：人们关注坏消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比实际上要更美好，当谈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大部分人相信“比平均水平好”，事情最后总会没事的。
首先听到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真的重要吗？
PT博主阿特-马克汉姆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的说来，我们喜欢看到事情(最开始是坏消息)按照好的顺序推进，因为你最后听到的消息会影响你的心情。但是，结果证明不断发展的事态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如果你受到激发，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不好的反馈作出行动，最好是关注不好的事情并听取最后的结果。”马克汉姆引用了安吉拉-勒格和凯特-斯文尼的研究，该研究在《个性和社会心理学期刊》上发表。在文章中，研究人员指出更喜欢坏消息还是好消息取决于人关注的是他们的情绪还是关注改变他们的行为。
对于负面新闻的偏见问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争论。笑是有感染力的，在社交媒体上尤其如此。通过扫描人的大脑和监控他们的邮件和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心理学家和神经学科学家已经发现好消息传播得最快。“……当你把一个故事分享给你的朋友或同伴时，你会很在意他们的反应。你不希望他们把你看成沮丧的黛比”，约拿-博格说，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营销和社会心理学的助理教授。博格研究了《纽约时报》的网站，想知道哪些文章被分享得最多。他发现科学方面的、令人兴奋的和有趣的文章分享的次数比灾难性的和负面的新闻多得多。在他的新书《传染性：为什么事情会流行》中，他描写了积极的文章如何被分享得最多。
那我们的私人生活呢？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哥特曼发现在健康的婚姻中有一种恒温器的东西在运作，调节着积极和消极间的平衡。他发现当消极对积极的比例严重倾斜时，关系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他还发现，这一神奇的比例是积极:消极为5:1。
说了这么多，有什么好消息吗？根据积极心理学家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习惯，并看到杯子只有半杯。当我们我们获得新习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得到“镜像神经元”并产生一种积极的观点，像病毒一样传播给其他人。这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自命不凡，而是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大脑。把这些积极的心理学和大脑研究的知识运用于和我们当今的经济条件相关的态度和行为，我们能够鼓励我们的新闻传播者展示一个平衡的、多方位的观点。(来源：心灵咖啡网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