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今年7月22日公安部开展为期半年“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贪官专项行动以来，已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贪官及经济罪犯180名。此为近几年北京追逃成绩最为显著的一次。报道暗示，追逃取得如此显著成绩，与中方愿意接受西方国家分享赃款利益的做法有关。
据悉中国外逃贪官主要匿藏美、加和澳，而这3个国家目前都未和中国签署“引渡协议”，自然也就不会配合中国的抓外逃贪官行动。为煞住贪官外逃潮追回外流巨额赃款，中国不得不放弃立场，同意协助追逃国家分享赃款，其中美国分享比例分为三档，最高达五至八成，澳洲、加拿大等也因此积极帮北京“追逃”。中方称“猎狐2014”追逃贪官进展顺利，迄今已从40余国家地区缉捕贪官180多人。有报道称中共贪官卷走赃款达3万亿美元，若以分享五成计，北京要追回全部赃款至少要付出1.5万亿美元代价。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长黄风接受采访证实，中国已接受与协助追赃国家分享利益的做法，而之前中方是不接受这种做法的。“特别是对贪污案，我们国家有关部门觉得，拿国有资产跟外国分享不太合适，但从国际看，分享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现在我们已接受了这种追赃分享的做法，这样大大有利于我们对外逃贪官的追赃。”
黄教授指，利益分享制度实际上是联合国公约内容之一，包括《国际禁毒公约》、《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公约》及有关反恐的公约等，“有些国家依照本国法律程序如反洗钱法，对涉案人没收财产，按他们自己的法律将没收的赃款上缴本国国库，所以分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能平衡各国的利益冲突，利于追逃追赃。”
《华尔街日报》称，很多中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贪官乐园”，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中国人喜欢把财产存放在加拿大，有时甚至带着一箱箱的现金来到加拿大。根据加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查获来自中国人的1,300万美元未申报现金。
加拿大是较早与中国正式建立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国家之一。1994年，中国与加拿大签署第一个专门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9年，两国政府在加拿大渥太华又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构建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明确合作范围包括“双方根据各自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打击贿赂犯罪”。在中国农业银行衡水支行一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中，中国向加拿大提出了刑事司法协助请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外国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由于制度和司法体制差异等原因，两国没能签订双边引渡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移民法遣返成为中加逃犯遣返的有效手段之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1999年案发后携款逃往加拿大，签证过期后申请难民资格以及暂缓执行遣返令被驳回。经过长达13年的遣返风险评估，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加拿大遣返中国。
轰动加中两地的“高山案”，日前高山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中国方面称仍有部分赃款下落不明，中国会继续追缴下去，需要加拿大配合。加中两国2010年6月签有“打击罪犯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内容，加方会应中方要求追赃，所得会互相分享。
据国际刑警组织官网显示，截至11月1日为止，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中国籍嫌疑人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有160个。这些被通报的人员中，包括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等犯罪嫌疑人，也包括诈骗、贪污腐败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其中，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便名列其中。
通缉令显示，程慕阳196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身高1.77米，被指控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片区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资产，构成贪污犯罪。隐匿、转移、收购或者充当代理人，卖出明知是通过犯罪所得的财物。”
尽管关于外逃贪官的数量还没有形成权威数据，但是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中国日报》消息称“中国有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法外”。权威分析称，加拿大的贪官数字不会少于美国。(来源：加国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