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一位音乐家刚刚结束演奏会，坐上火车赶往下一个城市。他在火车上闲来无事，掏出乐谱，自己反复揣摩。克格勃马上就盯上了他，并把他逮捕了。克格勃审讯他：“你是哪里的间谍？那个密码本上写的都是啥？”音乐家为自己声辩：“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那个乐谱是柴诃夫斯基写的。”克格勃意味深长地看了音乐家一眼，转身走出了审讯室。过了十分钟，他又回来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招吧，柴诃夫斯基都已经招了。”
这就是经济学里说的“囚徒困境”。假设两个小偷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分开审讯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都不招，警察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可能拘留几天只能放人。如果两个人都招，量罪判刑，他们得坐两年牢。但如果一个小偷招供了，坦白从宽，可能会发生把他释放，剩下那个嘴硬的，抗拒从严，关他十年。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的均衡解是两个人都招供，这并不是对小偷而言的“最优”结局，但由于不敢相信同伴，两个小偷都选择了背叛。
“囚徒困境”讲的是信任别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很难的。相信别人的确不容易，但现实世界比“囚徒困境”的预言乐观很多。没有合作，我们的社会都难以维系。那么，合作是如何产生的？
一位政治学家Axelord曾经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邀请各个领域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策略”，有的策略更善良，更愿意跟别人合作，有的策略更险恶，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然后，他把这些策略都编成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以便观察从长期来看，哪种策略会占上风。最后胜出的策略是“以直报直”。这个策略很简单：第一，一开始要相信别人，跟别人合作；第二，别人跟你合作，你就跟别人合作，别人欺骗了你，你马上选择不跟他合作；第三，如果欺骗者回心转意，打算跟你合作，你就跟他合作。
合作的起源是很艰难的。在一开始，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的“邪恶”策略肯定会占上风，好人会吃亏。但哪怕执行“以直报直”策略的人很少，他们也能抱团取暖。在这个小群体中，合作的收益很高，足以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合作的团体。Axelord发现，哪怕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合作也会逐渐出现。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敌对的双方躲在各自的战壕里对峙，谁也无法发动进攻。慢慢地，交战双方的士兵居然找到了默契。一开始是吃饭的时候停火，救护队来了停火，后来到了节假日停火、最后到了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射击对方墙壁上的黑点，显示一下自己有威慑的实力而已。80年代中国刚刚搞活经济，市场秩序异常混乱，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一代企业家中退伍军人所占的比例很高。在军营受到的严格纪律训练，以及从部队中接受的荣誉感，使得这部分退伍军人成了少数坚守诚信的企业家。研究贸易的经济学家还发现，当商品交易的风险很高(比如珠宝、古董交易)的时候，国际贸易往往更密集地出现在同一个族群内部(比如犹太人、印度人、华人等)，因为相同的文化、熟悉的环境会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
这些研究表明，信任并非是亘古不变的道德准则，而是一种因地而异的生存策略。这正是心理学家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在《信任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rust)一书中反复讲到的(有意思的是，中译本的书名被改为《信任的假象》，难道是因为中国人更不信任别人？)。德斯迪诺讲到，信任当然是一件好事，而且，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本能地会有同情之心，这使得我们更倾向于相信陌生人。但这不代表着我们就要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如果你的策略是无条件信任别人，就等于明摆着邀请别人来占你的便宜。在不信任的沙漠里，彼此信任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绿洲。但在人人信任的世界里，骗子会找到自己的天堂。假设别人都合作，唯独有一个人作弊，那么他的收益将会非常高。就像王朔小说里一个小痞子角色说的，我还指望你们都去堵机枪眼，只剩下我一个人过幸福生活呢。
信任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应该相信别人。有一种传统的观点是看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如果他人品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信任他，如果他人品不好，那么我们就不信任他。这种观点假设道德是一种不受环境影响的牢固不变的东西，但人们的道德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让一群学生从一个教学楼到另一个教学楼送信，途中他们会遇到一个乞丐，向他们求助。同样背景的学生，一个实验组的送信任务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会更多地停下脚步，而另一组实验组的送信任务时间要求更为迫切，这些学生就会匆匆忙忙，根本不去过问乞丐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否值得自己花点功夫去帮助。心理学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察：当人们单独遇到坏人坏事的时候，正义感相对会更强，但围观的人们越多，人们反而越不愿意挺身而出。
社会地位的改变，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信任和合作的态度。很多文艺作品里描写到穷人间的合作，而富人则大多为富不仁。这真不是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和仇视，在很多时候，有权有势的人会更不信任别人，更不愿意跟别人合作。在洛杉矶的街头，一些学生在观察哪些牌子的车子更愿意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结果发现开豪华轿车的人最横冲直闯–每一个在北京开过车的人都会真心认同这一观察结果。在另一些实验中，哪怕是临时被指派为小组的头领，都会让参加实验的人忽然变得更加自负，撒谎的时候更加面不改色心不跳。德斯迪诺的解释是，穷人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拥有的资源有限，不得不更多地跟别人合作，但有权有势的人占有的资源更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自己做主，所以他们跟别人合作的动机也就更低。会不会还有另外一种因果关系呢？鲁迅的小说《故乡》里，豆腐西施说：“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是有钱”。姑且称之为“豆腐西施假说”，留待有兴趣的研究者深入探讨吧。
德斯迪诺讲到，我们过去对信任的研究，有很多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比如，人们热衷于对测谎器的研究，还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可以从“微表情”判断别人是否在说谎。但如果信任不是完全由人品决定的，而是由瞬息万变的环境决定的，信任不是由完全理智决定的，而是受到我们无从知晓，也不能完全避免的潜意识影响，单靠一组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就像伯乐的儿子拿着《相马经》按图索骥一样。根据一个人过去的守信纪录，同样难以准确判断他在未来是否会守信。时异势移，我们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变化。
不要说信任别人很难，能否信任我们自己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又制定了减肥计划，恭喜了。但今天的你能够信任一个月之后的你吗？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一群正在减肥的人和一群不想减肥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摆了各种各样的零食。一般而言，正在减肥的人表现出了较强的自制力，不去动桌子上的零食。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实验者告诉这些受验者，他们要帮助一家冰淇淋公司判断三种新口味的受欢迎程度，有三筒冰淇淋，请品尝之后告诉实验者，哪一种是你最喜欢的。你没有必要把冰淇淋都吃掉才能判断出来自己更喜欢哪一种口味，抿一小口足矣。结果呢？在第一个部分表现出更强自制力的人，在第二个部分吃掉的冰淇淋最多！纽约前州长埃洛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在作为地区检察官的时候曾经因打击卖淫活动而出名，可是，当他掌权之后，却成了皇家俱乐部三陪服务的常客。哪一个他更真实？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随便考验人性，因为人性这个东西，真的是经不起考验的。
回到Axelord的“以直报直”策略，这个策略中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如何判断“噪音”？在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壕沟战中，双方的士兵慢慢形成了不开枪的默契。如果突然有一天响起了枪声，是对方撕毁了“协议”，还是不小心擦枪走火了？有两个数学家对Axelord的研究进行了改进，结果发现，更好的策略是“略带宽容的以直报直”，即允许别人出于无意，偶尔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研究有什么启示？第一，你要懂得信任、学会合作。一个人如果考虑的长远利益更多，他会更有自制力，更容易坚持道德准则，相反，如果总是想着投机取巧，就会朝三暮四，与节操成为陌路。但这样做之前，你要考虑清楚了：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第二，不要轻易地用人品去判断别人是否值得合作。要问的问题不是“他值得信任吗”，而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有可能会选择合作”？不要轻易地去评判别人的道德水平，而是要学会体察人性中的幽明互现之处。“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责人也轻以约”，这在现在仍然适用。第三，没有一条万能公式帮助我们识别别人是否值得信任。你要用自己的理智，也要用自己的直觉，但你的理智和直觉都可能会犯错误，而且会互相打架。
人从本质上是群居动物，我们的天性中包含着信任和合作的基因，如果你实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妨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直觉，只是不要盲信。(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