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昶君日前在文章中对郭沫若晚年的行为作了批判，看后心里颇为触动。
郭老的晚年特别是文革时期的表现确实不堪。比如在文革大会中突然站立起来当场赋诗(也就是首溜须的顺口溜，没有任何韵味)肉麻地歌颂江青，写过点名批判刘邓的诗篇(当然只是个表态)，在批孔大会上被江青点名喝令站立起来，等于现场开了一个批孔加批郭的大会。江青还亲自到他家动员他带头批孔，居然当夜就给吓病倒了。等等。
可以说郭老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劣根性。一句话没有骨气。
但是当年的郭老可不是这个样子。四-一二蒋介石实行清党政策后，郭曾经写过“且看今日之蒋介石”把他臭骂了一顿。那文章今日看了还替他掐了一把汗。抗战时期协助陈诚和周恩来主持国军的政治部的工作，为宣传抗战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他继鲁迅后被奉为中国文艺的一面旗帜，不加分辨地对大跃进大唱赞歌。就是文革期间，他的压卷之作“李白和杜甫”又迎合毛的爱好将杜甫大骂了一阵。其观点之纵横恣肆和文笔的风流倜傥也很难让人相信那是一个80岁的老人在文革时期的文笔。(我还是很喜爱这本书，因为它实际是本李杜诗篇的别裁集，也是那个时代唯一可以公开阅读的唐诗选，自己的中文也是读这本书打下了基础。)
熬到了四人帮倒台，他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词，那才是他心灵真心也是最后的呼喊，振奋了全国的民心，是他晚年的压卷诗篇。光是这一首词，也算洗清了他晚年的耻辱了。
我记得我们刚到吉大报道学习时(1978年3月13日报道)，19日就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郭老的发言是大会的重头戏。我们是在食堂的广播中听到他的贺词的：“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这是希望的春天。伸开你的双手来拥抱这科学的春天吧！”我想毕竟是郭老的大手笔才能写出这样振奋人心的词句来。
以后晚年他的另外一首词则完全恢复了当年的才情和气质：
题关良所画鲁智深(京剧山门)：
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
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看来禅杖用处大，可以促进现代化，开遍大寨花。
这里郭老说的神佛是谁呀？当然不是四人帮，他们那点本事还达不到那个层次。自然大家心知肚明。郭老是晚年彻底打破了迷信，“朝闻道夕死可矣”。
但郭老也是真正追求革命、跟毛主席走的人。比如文革中他的两个儿子惨遭毒打和批斗，夫人动员他马上向总理求救，否则孩子就没命了。他说总理这么忙，怎么好为了自己孩子的事再去麻烦他去处理大事–以后他的孩子自杀了，他只好每天用正楷书写儿子的日记来追悔自己的歉疚，毕竟人生之事莫大于子。临终前，他还莫名其妙地嘱咐家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的农田里去肥田。他本是四川人，同大寨本没有任何地缘关系。但是他是真正地相信大寨道路是可以富强中国农民的。郭老可谓是革命到底、改造到底、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了。思想改造到了这个境界，谁还能说个什么？但是郭老还是有勇气和清醒的，最终他也没有奉命批孔，保持住了他作为学者最后的独立思维以及人格的底线。在当年这已经是英雄般的壮举 了。
所以必须依照当时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去要求和评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巴金在文革中甚至文革后都被批为反动文人。他的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写的“回想录”。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作为一个文人的良心和坦率。他写到：那个时代并不是自己不想投靠他们(四人帮)。是人家没有看得上我。假如看上我了，我会有解放了的感觉，并积极工作供其驱使，为其服务并且感谢涕零(大意)。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命运是十分可悲的。当然有像老舍、傅雷、翦伯赞、邓拓那样以死抗争，“士可杀不可辱”的烈士，更多的则是像郭老这样的人，忍辱负重，既全面洗脑又尽可能地坚持底线，终于熬到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如果当年大家为了自己的学术理想都殉了道，那么中华民族的文脉就断了根，更不要提复兴了。
所以牺牲了的知识分子是：“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而坚持熬下来的人则“胜负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
看了这两首诗，我真佩服项羽。他叱刹风云，战无不胜，又有骏马红颜相伴。无论他是生还是死，都是后代仰慕的英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当年只可以选择一条道路。
总之不可一概而论，要看当时的时代。
毕竟“生？还是死？那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赵慰平，弄笔于2014年9月24日，李昶博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