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够观察到什么取决于你使用了何种理论。正是理论决定了你能观察到的东西。”–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我个人的职业发展生涯中，B.F.斯金纳为我的信仰带来了最大最主要的挑战。我们的第一场讨论，它开始于70年代初期，反映了我们差异迥然的历史以及对人类本质截然不同的理解–在心理学上和精神上。作为一名实验心理学家和新行为主义之父，斯金纳认为人最基本的属性是社会的；而作为一个神学与心理学的学生，我则看到了上帝在人的生命旅途中所扮演的重重要角色。斯金纳对宗教不抱有任何期望；而我则对它有很高的期望。斯金纳发现通过信仰上帝并没有获得寄托；我发现信仰上帝为我提供了力量和方向。
斯金纳以决定论作为行为主义科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类是被安排好的，预先确定好的，并且没有自由意志。作为一个大二学生，我认为他的观点否认了宗教和上帝的角色。然而我对由他提出的行为方法创造了与自闭症儿童的联系并且促进了那些被视为“遥不可及”的人群发生变化而感到惊讶。在科学的真理和信仰的真理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这些认识论是否真的是相互排斥的？
与斯金纳博士的第一次交流
在写了《超越自由与尊严》不久之后，我获悉斯金纳博士将要在波士顿大学的莫尔斯礼堂开设讲座。前来听讲的人超过700个，早已超出了礼堂的承载能力。当他走近讲台，宗教抗议者们焦急地聚集在讲台的一端，而斯金纳的追随者们则在另一端热烈地鼓掌。斯金纳的演讲强调了心理学必须摒弃内心生活的概念，包括灵魂，以及类似的，来为了接受心理学的科学进步。他评价宗教、哲学、教育和政治的方法都是徒劳的，并且那些准则在他看来都是“前科学的”。
在演讲之后，我写给他一个纸条，感激他为提高对人类行为的重要见解而付出的努力，然而感觉他在一个广袤的范围里，不公平地否认了宗教和信仰，因为他没有充分顾及到人类行为中与灵性相关的内在品质。我邀请他的回答，然后他送回了一张便条建议我们见个面。
在那次见面，我们之间一直相互交流，这段关系一直持续到斯金纳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在之后的25年时间里对他进行了数百次的访问。在我们最初的讨论结束，以及我的博士后工作之后，斯金纳邀请我定期和他见面，因为他正在写一本关于道德和思想的书而我们的谈话将帮助他充实他的想法。我感受到的斯金纳是一个开放的真理探索者，植根于他的哲学。尤其是他的客观和反思，表现出了一种关爱他人的深厚能力。他的日常生活是严格控制的，并且经常克制情绪，他总是诚实地去描绘他自己和他的工作。比如，不选择去编辑我们录下的谈话中对敏感的个人问题的个人意见，尽管那是意外地加进谈话的，他这么解释，“我也许不该说那些，但那些评论的确已经说了并且必须作为记录的一部分保留。”
关于宗教、信仰、神灵以及灵性
尽管在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存在着真正的摩擦，但我也看到了深刻的调和。在某个时刻，我告诉斯金纳博士他的做法是有灵性的，因为他是真实的，求实的和诚实的。然后在那次我们开始常规的交谈之前，他定义了神灵就像是一种解释性的小说，并且是不合理的，而稍后他描述“灵性”则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一种“积极的感觉状态”(尽管他不相信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一种他评价为十分美好的并且试图为此而生活的状态。此前“神灵”这个词语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愚蠢的圆环”，因为这个术语和他早年痛苦的宗教经历大有关系。我们的这次讨论促使他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宗教的文章，并且在一次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采访中引用了我们关于灵性的谈话。
毫无疑问，斯金纳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童年的宗教“学习”的影响。他对于他在宗教获得的恐惧感到十分害怕：“祖母的地狱火的威胁指向了许多地方，”他说。包括诱惑和罪恶，画出了一幅消极的，惩罚性的图像。斯金纳在他的自传《Particulars of My Life》中详述一个男人与上帝的关系：
“我记得的第一堂宗教课是来自于我的祖母斯金纳。正是她要求我不能说谎，并且她试图让我巩固这个想法通过生动地描述关于欺骗的惩罚。我还记得她向我展示了暖炉中煤炭的火焰以及告诉我一个小孩如果撒了谎，那么在他们死后将要被扔进一个像那样的地方。一段时间之后我去看一场魔术表演，最后一个场景涉及了一个魔鬼的样子。我很害怕，我问父亲关于是不是那样一个魔鬼会把小男孩扔进地狱，然后他向我保证就是那样的。我想我从来没有从那样的精神折磨中恢复过来。我记得在晚上辗转难眠，不断抽泣，拒绝告诉我的母亲这个麻烦，拒绝向她晚安。我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我幼小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悔恨、恐惧和绝望。”(斯金纳，1976，p.60)
斯金纳不是简单地否认了宗教。事实上，他告诉我他的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遥远的，惩罚性的上帝的观点所影响：“我对宗教有着一个相当程度的恐惧，我想。所以当我最终逃离时……我记得我还在大一的时候，我仍然有点困扰……担心……关于宗教。我记得我去问过哲学教授并且告诉他我失去了我的信仰。事实上那个生物学家，我非常喜欢并且非常钦佩的，在教主日学校，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
很明显宗教并没有为斯金纳提供一个积极的自我意象和对世界的理解，这使得他从对真理的追求中排除了上帝，并且想要科学地追求一个积极世界的设计。他说：
“宗教为他们自身的扩大而工作；比如加强教会的力量以及等等，并且他们在他们的圣餐仪式中使用了一种强化物或者其他的来得到服从。”
“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宗教以及反对工业和商业。用另一句话说就是，反官僚主义。我想要让民众表现良好的行为而不非得要牧师、政客站在一旁，或者是为了赚钱。”
他反对机构滥用上帝当做一种力量工具，为了自身利益而控制他人，正如他所说的，“为了他们自身的扩大而工作。”他在宗教上的挫折助长了他的渴望去理解人类的行为并且想要通过科学去探索一个更好的希望承诺。我发现他对宗教的怀疑与其说是起源于对神灵本质的批评，更不如说是从他个人感到的宗教的滥用发出的。在对比了宗教系统的问题之后，我们有规律地讨论圣灵的恩典，那些他认为他是否认的，并且通常会被当做是精神领袖的驱动力。
斯金纳的追求和理想
他的愿望是计划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世界，这个观点最好地反映在了他最著名的著作《沃尔登第二》中。斯金纳对宗教系统的极不信任影响到了他的世界观，导致他开创了另一条道路，通过科学设计一个美好生活。他的乌托邦哲学寻求纠正他感到的由宗教造成的问题，然而，他没有把精神力量从群体控制中分辨出来。
在他的第二本自传，《A Matter of Consequences》(斯金纳，1983)中，斯金纳公开地承认了他的心理学观点–人们没有选择也没有自由–可能源自于长老会宗教理论。斯金纳所强调的外部控制与乔纳森·爱德华教派的宗教理论以及与他在长老教会中感到的不适有着显著相似。
事实上，斯金纳从不批评宗教中个人持有的信仰。他认为它们是一种舒适的来源，“心灵的和平”，并且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提供他们解答。他告诉我，“显然它极度地强化了我们当一个人快死的时候需要一个牧师前来的想法。”斯金纳认识到的宗教体验状态，使得我得出结论，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一个根本的感情以及语言的使用上。我引用的是“灵性”，斯金纳则最初将它与童年使他饱受折磨的描述相关联。当我们之后谈论到灵性，他情愿将这些经验当做是一种“感觉状态”，即使他承认“这些对我来说很重要”。尽管他也许在心理学中把灵性称作为另一个名字，斯金纳想要去理解这种物质的目标和本质作为单独证明通过他的承诺在5年内每周都系统地和我见面来讨论这种物质。
最后，我们都被我们讨论的结果震惊了：斯金纳被我们发现的在基督教神学，行为分析，心理分析之间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数量，我自己则是被斯金纳想要去研究灵性的可能性。致力于他的科学但因为认识到其固有的限制，斯金纳甚至认为“它”就是一种因果力。
“我不会说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因为不可知论认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是我不反对一些观点认为是某些智慧或者某些组织力设定了宇宙的初始状态，以这样一种方式最终生成了恒星、行星和生命。想象一个有智能的力量创造出了我们的世界远比想象一个单纯的力量形成了宇宙大爆炸要简单得多。”
写在最后的
这里有个男人，基于他的写作和发表的文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拒绝信仰和上帝。事实上，我知道的斯金纳这个男人，由于早年宗教带来的折磨经历，使得他转变了驱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灵性的意识的冲动进入另一个方向。他在《沃尔登第二》中提出的实验性的乌托邦在我看来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变–尽管缺乏了他一直追求但仍未找到的经验关系。通过我们的谈话，我学会了磨练我对宗教以及宗教机构的恭敬的信任。相似地，他说他非常感谢这次机会，用他的话说就是“反思宗教中灵性的积极一面”。
斯金纳大胆记录以及强调的关于宗教团体的问题就是，为了维持他们组织的结构，他们往往会忽视掉他们原本的目标：圣洁、善良、真实、正义和爱。这是宗教机构的一个矛盾，它想要为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契约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但最终却导致了人们与神灵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需要去甄别，尤其是当我们要继承传统的宗教习俗时，以确保我们的信仰能够显示出一个活生生的圣灵给我们。(来源：心灵咖啡网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