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不仅邀请我们到北京来，也到国外去和外国专家座谈，这个现象很新，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来找一个答案”。
荷兰莱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彭轲(Frank Pieke)，今年3个月内两度以外国学者身份和中国高层领导人座谈，这在以前“根本没有机会”。
9月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人民大会堂与50多位参加“2014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海内外学者对话，直面中国改革和中共执政问题。
当听到李源潮说“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靠自己的表现来接受人民的选择”时，1987年以来曾先后出任3届西班牙驻华大使的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惊讶于这份坦诚和忧患意识，“这在以前不可想象”。
而就在前一晚，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在茶话会上直截了当地向与会学者请教“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他主动邀请我们给中共提批评意见，这种态度过去没有见过”，韩国高丽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正男也好奇于中共的变化。
在他们眼中，引领中国改革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正在革新。更为自信的中共，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与世界对话。
30年多前，在北大留学的彭轲想在课下与同班同学交流，却受到限制；20多年前他到中国调研，向政府申请访谈民众，但被拒绝；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他而言始终有点“神秘”。
然而过去3个月里，彭轲“前所未有”地两次与中共高层领导面对面交流。
今年6月11日，在丹麦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研讨会。
正是在这次被外界视为“罕见”的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热情邀请彭轲等中国问题学者到中国来，寻找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
9月2日，彭轲应邀来到他所熟悉的中国。这个说一口流利汉语的高个子荷兰人，第一个在“2014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注册簿上签下名字。
这次对话会的主题是“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和彭轲一样，来自28个国家的50余位学者被中国改革的“秘诀”吸引，来到对话会现场。他们中有前政府官员，有中国问题专家，有的长期在中国生活，有的第一次踏上这片国土。
过去5天，他们见到了中国国家副主席，也见到最基层的村支书，走进中纪委“神秘”的大门，也来到山东曲阜的村庄，到村民家里共进晚餐，和老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被中国普通民众发自内心的友善和快乐感染。
这曾是彭轲年轻时难以想象的。初来中国时，彭轲对中共这一课题研究不感兴趣，认为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基层，但多年农村的田野调查后，他依然难以把握中国变迁的全局，逐渐意识到乡村巨变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中国共产党，才是理解中国的“钥匙”。
2003年，彭轲开始做中国的党校调查研究，四年后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已经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革自身体制，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和市场之间并不矛盾。“党的灵活性”让他对中共角色的变化产生兴趣。
作为研究中国的知名学者，彭轲坦言，在自己的国家荷兰至今也未曾和外交部长或首相见过面。“从刘云山在欧洲的座谈会到今天的对话会，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变得更加开放”，他试图寻找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
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和持续向前推进的改革开放，被世界高度关注，重新打量。
与中共领导的直接对话，成为这次会议最吸引嘉宾的一项日程。
9月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走进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他并没有径直落座，也没有与前排的发言嘉宾率先握手，而是从最先见到的后排年轻学者开始一一握手问好。
“十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会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如何使自己的政治力量超越利益集团？”7位嘉宾先后发言提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问题让多位与会者印象深刻：作为中国改革主体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将如何改革？
“郑永年先生，你的书我看了不下五本，对中国很有借鉴”，李源潮亲切地与老朋友互动，回答问题也显得并不见外。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党的执政权是人民赋予的，”李源潮说，“我们深深知道，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执政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能真正为他们造福，为他们解难。如果不能做到这两点，人民就可能抛弃你。“
李源潮直言：“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靠自己的表现，来接受人民的选择，努力使人民过去选择我们执政，现在选择我们执政，将来还可能选择我们执政”。
这份坦率和危机意识，让曾在中国生活12年的西班牙前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感到惊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也对中共领导在诸多海外学者面前如此坦言感到惊喜。
在彭轲看来，座谈会上可以自由提出一些过去被认为敏感的问题，中共领导人也真诚接受很直接的批评，这是中共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或许是这个政权的一种新迹象，中共想要被世界更好地理解”，布雷戈拉特向南都记者说，在西方，党意味着民主，民主就是选举，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是一个执政体系，这是很多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彭轲也不能理解，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例外。通过长期观察和研究，他看到在中共带领下，中国不只是经济发展，社会也在发展，已步入“成人社会”，开始认同中国也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没有例外，这个世界可以有不同体制的存在。
“认为中国只能照搬西方民主的方式发展，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也不愿意了解”，彭轲指出，一些西方学者只通过二手材料认识中共，导致理解片面。
在对话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发展受世界瞩目，世界需要听到来自中共直接的、一手的声音，通过搭建这个平台，让世界更好理解中共的理念和选择的道路。
一些与会学者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自有效性。分组讨论中，中美民主决策模式孰优孰劣一度引发争论，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讲了一个故事：他曾和美国加州州长聊天，得知其父在上世纪70年代也曾担任州长，父子俩共同的梦想是修一条铁路，只因有反对声音存在，40年来他们的梦想至今遥遥无期。
李世默指出，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导致政府停滞不前、没有效率，改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难题，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可能超越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推动改革向前，这对世界而言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在韩国高丽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正男看来，中共敢于倾听批评的勇气，正是来自内在的自信。她分析认为，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下个十年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或已达成共识，通过一年半的反腐败斗争获得老百姓较高的支持，因此对自身发展前途比较自信。
在对话会闭幕式上，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用“自信和自觉”形容中共此次与世界对话的尝试：中共有无比的自觉，愿意敞开大门，和外部世界对话，同时对改革发展有无比的自信，才能坦然谈论面临的威胁，听取各方建议，邀请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在与会代表眼中，中共已不再神秘，而是“比较开放”，中联部和中央党校被视为中央机构中最为开放的部门，但对中纪委和中组部则依然陌生。
大部分与会专家认可中共在推动改革中的表现，一些人甚至给出“非常给力”的评价，认为中国的改革将给世界带来机遇。
他认为中共自身需要改革，为提高执政效率，必须考虑哪些需要管控，哪些需要放手，让更多人参与政治进程，也让外界有更多机会看到中共的决策过程。
“为什么反腐败，实际上是党本身需要改革”，郑永年也认为，仅仅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
郑永年向南都记者指出，“中国威胁论”一定程度上来自外界对中共的不确定感，此前中共作为改革主体，更多在幕后决策，如今逐渐走到台前，让大家认识，与大家沟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本身就是党在不断改革进步的信号。
事实上，李源潮在回答学者提问时就表示，中共此次领导的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党自身也需要进一步改革。
对话会落幕之际，带着问题来的彭轲被问及是否找到答案时，对南都记者说，他看到了共产党内部慢慢已有所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改变，新一代党员的教育背景，对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与老一代党员不尽相同，这种代际变化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中共与世界交流的障碍。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