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隐藏在上海市郊，靠近笼罩在雾霾中的内环路，它的外观看起来似乎有着某种军用目的。这个巨大的建筑群四周全是围栏，沿着围栏爬满了卷曲的刀片形防护刺网，警卫守在门口站岗。但从一条名为前程路的街道开车驶进院区，你就会进入到一个看起来像经过诺博士(Dr. No)重新设计过的神似哈佛大学(Harvard)的地方。
在校园中央，竖立着一座巨大的、鲜红色的雕塑，形似一张桌子，在它旁边是一个同样比例大小、猩红色的墨水瓶雕塑。其四周环绕着湖水和树木，还有几家图书馆、一个体育运动中心和一群低矮的棕色宿舍楼，所有的设计看起来都像翻开的书本。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将这里称为“校园”，但由于该机构纪律过于严明、等级过于分明并且太有条不紊，因此它并不像个大学。当地人的叫法则更为贴切：他们称它为“干部培训学校”。这是一个有志于主宰世界的机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学员是中国未来的领导人。这些看似彰显了平等主义的寝室区实则掩盖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学校为从北京来的高级访客准备的可是套房。该校的教学大纲则回避了支持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一名教师称，最常见的两个问题是：哪种治国之道最佳？它又是否能适用于中国？
如今，中国学生和官员涌向世界各地–从智利到瑞典–向他们学习成功的治国模式。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工作人员会提醒你，在大约1,300年前，帝制时期的中国就在搜寻最有才干的年轻人、让他们成为公务员。数百年来，这些官员运作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政府–直到欧洲人和美洲人先后将其赶超。长期以来，拥有更好的政府一直都是西方国家的巨大优势之一。而现在，中国人想把“最佳政府”这个头衔夺回来。
对于中国在此方面的努力，西方决策者的看法应该如同20世纪90年代西方商人对中国工厂的感慨：既敬畏又恐惧。就像深谋远虑地复制翻新资本主义一样，中国现在也正在尝试复制翻新政府执政的艺术。唯一不同的一点倒是让人寒心：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从西方政府身上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要远远少于他们从西方资本主义身上学到的东西。他们走访了硅谷和华尔街，却并未造访华盛顿特区。
西方世界之所以能领先于“其他国家”，是因为它创建了一个永久的竞争来提高改善它的政府机制，尤其是它引领了四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发生在16与17世纪的那场革命。当时，欧洲各国君主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而随着西班牙、英格兰和法国在全球展开竞争，他们也完善了自身的治国之道，但这样的方式是闭关自守的中国永远不会借鉴的。
发生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第二次大革命则高举“自由与高效”的旗帜。之前贵族任免的政治体系被精简、任人唯贤的精英统治所取代，国家专注于提供像学校和警察这样的服务。在英国繁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个当时全球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将其税收从1816年的8,000万英镑减至1860年的不到6,000万英镑–同期该国人口数量还增长了50%。
在第三次革命中，这种克制但强盛的国家形象被一扫而光。在20世纪，西方政府向人们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帮助：第一次出现的医保与失业救济，最终形成的大学教育以及被林顿·约翰逊总统(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称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时代。尽管遭遇过反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由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发起的1/2革命–但越传越广的福利国家模式仍是西方社会的主导模式。
在美国，政府支出从191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5%增长到1937的19.7%，1960年为27%，2000年增至34%，到2011年已占到该国GDP的42%。选民则继续要求更多的服务，而所有党派的政治家都在纵容满足他们的要求–左翼党修建了医院和学校，右翼党则新建了监狱、军队和警力，每个人都创建了五彩纸屑般繁复的规则。
在所有这三次革命中，西方国家都是一马当先。但如今，中国的雄心昭然于世，新兴世界也渴望再次参与竞争。
为什么不呢？在过去的两年中，当美国政治体系因为奥巴马医改(Obamacare)而分崩离析之时，中国却扩大了养老金的覆盖面，使新加入的2.4亿农村人口受益。相比美国，新加坡犹如弹丸之地，但在李光耀(Lee Kwan Yew)专制领导下的新加坡却提供了更为优质的教育与医保。如果你想找寻医保的未来，那印度将会给出一部分答案：他们正在尝试将大规模生产的技术运用到医院身上。此外，巴西的有条件现金转移也成为未来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最起码，西方国家在治国理念上不再占据垄断地位。
但西方世界的理念尚未枯竭–尚未而已。正如经济学家赫伯-斯坦恩(Herb Stein)曾经挖苦地指出：“无法永远继续下去的事物终将停止。”这句话也适用于西方国家臃肿的政府。西方世界的下一个10年将被“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争议所笼罩–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西方选民的诸多需求使国家负担过重，所以他们对成效感到厌恶。美国国会经常只有10%的议案通过率。在英国，托利党党员的人数从1950年的300万人减至如今的12.3万人，如果该党是家私有企业的话，这样的表现可能已将其逼上破产的境地。对此，选民们很是沮丧。
其次，政府面临破产。自1960年以来，美国政府只出现过五次财政盈余的状况。而从1974至1975年以来，法国没有出现过一次盈余。如今，照顾老龄化人群的人口挑战甚至将左翼党派都推向了艰难选择的边缘–他们到底想要保住什么？救助谁？
第三个原因相对而言更为积极。政府可以进行改革，但只有在西方政客和全体选民决定了他们希望政府做什么之后，它才能着手改革。
我们自己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少做点。负荷过重的现代国家对民主是一种威胁：利维坦式国家承担的责任越多，它的执行效果就越差，公民也就越生气。这样的国家对自由也是一种威胁：当一个国家会将你产出的一切东西拿走一半并对日常生活中最点滴的细枝末节都要管头管尾时，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统治者，而非公仆。所以最好少做点儿事–但要做得更精细一些。
你可能不同意这个说法，但这正是西方国家必须开始讨论的更重要的话题，上面的几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革新改造国家的大型竞争正在上演，而中国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明白，如果输了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来源：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