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走在上海的人民广场上，你会看到数百张单身女性的征婚广告。这些广告大多都是些二十五岁左右女性的父母写的，读起来像是二手车广告：1990年生，本科毕业，月薪六千，身高168厘米。
当今中国的结婚率正在下降。在过去，年轻人往往谈了第一个对象就结婚，且对方通常是单位同事或是经家人介绍的，现在这种现象已不复存在。严重的性别比例不平衡(男女比例118:100)以及高学历女性的增多，使得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大城市中的人–纷纷选择推迟结婚时间。
放在任何其他国家，这或许都只是个人口学问题。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上升至国家层面的重大问题，因为在其看来，家庭不单是社会的基石，而且是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
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在《剩女》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道：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运动引导女性结婚并购买婚房，而这通常会阻碍她们发展自己的事业和获得财务独立。官方媒体经常通过诋毁女人的事业成就和列举单身的种种可怕之处来批评那些选择晚婚的女性。它们向年轻的中国女性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她在大学毕业后不很快成家，那么到了27岁就会成为人老珠黄的剩女。
虽然多数社会都看重婚姻，但没有那个社会像中国社会一样将婚姻与房产如此紧密地联系子啊一起。根据中国的习俗，结婚必须买房，而不是租房。中国城市的住房自有率超过85%，甚至在北京这样平均房价是年均收入22倍的城市也不例外。这远非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反映，而是由婚介公司、房产代理商和官方媒体共同精心炮制出来的一种社会期待。这些机构都是中国政府炮制软措施的渠道，而这些软措施的目的是确保社会秩序和支撑充满泡沫的房地产市场。
洪理达是一位从记者出身的社会学家，她发现买房的夫妻很难实现财务平等。她面对面或者通过网络采访的妇女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从事专业工作的妇女，但她们中的多数人放弃了婚房的所有权，而只有少数人坚持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不是什么浪漫的事情，房产证的相关手续繁琐乏味。最主要的是，女性都不愿挑战性别规范，而这种规范将住宅所有权与男性紧密联系起来。正因如此，在中国最大的四座城市中，有大约80%的男性将双方共同购买的住宅归于自己名下，而只有30%的女性做到了这一点。
毫不奇怪，名下没有硬资产的女性在双方关系出现问题后会更难以摆脱这段关系。对于那些因担心自己会“人老珠黄”而草率结婚的女性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与印度和孟加拉国不同，家庭暴力案件在中国的法院不会招致处罚，而是会被冠以“家庭矛盾”，当事双方会被要求在自己家里解决分歧。
中国在2011年对1950年颁布的废除了包办婚姻并赋予女性离婚权利的《婚姻法》进行了修订，这使情况变得更糟。现在，如果双方离婚，作为婚前财产的住房就会归房产证上的房主所有。洪理达认为，此次《婚姻法》的修订意味着妇女被排除在可论证的史上最大规模住宅财富积累过程之外，而2013年中国住宅财富的总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
“拒之门外”或许是一个过于强烈的词。女性没有被禁止买房，很多女性也确实买了房。不过，这个词的含义恰如其分地显示出全球近五分之一女性所面临的状况：官方媒体机器打造的性别规范决定了中国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很多方面所做的经济决定。当出现问题时，她们几乎没有任何法律补救手段。
尽管作者重点关注单身城市女性，但真正的剩男剩女可能并非颇有成就的单身女性，而是数百万农村单身汉，随着工资的上升，这些人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那些原本会成为他们伴侣的女性纷纷离开农村去往城市，在经济增长和女性成功的大背景下，将男性落在了后面。如果要对中国婚姻市场进行更加完整的描画，将不只包括对这类男性的粗略讨论。
洪理达还应该讨论一下官方媒体以外的另外一个影响文化规范的力量：互联网。在这个领域存在阻力。在今年早些时候播出的一则电视广告中，一位老迈的祖母劝自己的孙女别再挑剔，赶紧结婚。有超过4.5万互联网用户投票反对这种过时的婚姻观，之后这则广告被撤下。
好消息是中国城市女性越来越注意糟糕的经济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最近，我问一位来自北京的不到30岁的女子，她和丈夫今年购买的婚房房产证上是否写了她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女性不写。她写了。由于2011年婚姻法的修订，如今有更多的女性出于安全考虑以自己的名义买房。在这位女子看来，婚姻法的修订非常不公平。(来源：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