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加拿大移民部与1400余名中国籍投资移民申请者的官司，成为一则抢眼的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今年2月宣布将终止现有的投资移民计划，受此影响的投资移民申请人约1.9万人。此外，还有1400多位技术移民申请人，状告联邦移民部“一刀切”方式废止28万申请案的做法违宪。
看罢这则新闻，第一反应是为这些移民申请者感到不平。但是，《多伦多太阳报》在6月5日的一则报道中指出：投资移民法在加国已引来很大争议，因为这些“超级富豪”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加拿大国籍，享受到其福利，而为此付出的，仅仅是在5年后收回自己的80万加元抵押。而且这些有钱人做生意仍主要在海外，并不在加拿大投资，也不向加拿大政府缴税。报道还称，虽然中途变卦有损加拿大的信誉，“但加拿大的纳税人被敲诈、被强迫补贴富人，这样的社会现象更不像加拿大的传统。”
移民申请者的酸甜苦辣一定杂陈纠结，而他们的动机中也肯定少不了白吃福利的投机成分，但我们无意对此作出评判。这件事倒是让人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争着移民加拿大的富裕阶层和人士在国内大都有着不错的生活，但为何要远走他乡呢？除了经济方面的动机，移民的很大一部分动机显然是为了获得更优良的生活，而且，他们显然对当前在中国的生活总体评价趋低。导致这种评价的原因很多，比如财产权得不到充分尊重，营商时不得不行贿，要随时提防公共权力滥用，以及整个社会在道德人情方面的诸多问题。
抽离个体层面来看，那么这一切反映出来的则是如何寻觅一个优良生活的一般性问题。换个说法：优良的生活是如何可能的？它值得认真对待。移民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中国社会的问题。上述问题可以被转换为：如何在中国实现优良生活？
在一般意义上，现代化的优良生活至少包含着以下内容–选择的充分自由，生活的可预期性，人格平等且受到普遍尊重，规则透明且公平，兼容多元价值观(即多元的生活方式)，强制性降到最低程度，物质富裕，以及文化丰富，从而优良生活是可以预期的。而这一切的可能性是由优良的制度保障的。显然，移民们用脚提出了一个制度选择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说许多人选择移民完全是出于心甘情愿。特别是在中国拥有巨大生意的富人，一般很难将全部生计移到加拿大。因为中国庞大的市场绝不会自动跑到国外去，要发财还是得继续呆在中国。不难看出，许多人选择移民无非像买保险一样，只是图个心里安稳。这显示出对未来预期的高度不稳定。
一旦涉及到预期，就必然触及制度问题。哈耶克曾经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所有这些优良生活得以实现的条件，其实都是制度问题。他说，“尽管有诸多事象是我们不可预知的，但是毋庸赘言，我们绝不应当用愚昧的制度去增加各种事象的不可预测性。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地去完善或改进我们的制度，以增加做出正确预测的机遇。”(《自由秩序原理》上册，三联书店，1997年，第30页)而这一极大有助于我们实现个人目标的制度就是自由。“我们之所以需要自由，乃是因为我们经由学习而知道，我们可以从中期望获致实现我们诸多目标的机会。”(《自由秩序原理》上册，三联书店，1997年，第28页)移民们最需要的显然就是这种被称作自由的制度原则，尽管他们不一定对此一清二楚。
当加拿大的大门因为该国的福利制度而收窄时，当大多数富裕的或贫穷的中国人都无法通过移民改变命运时，我们应该谋求的是使置身其中的社会在制度层面不断改善。事实上，不论一个人走到哪里，他都得面对这样的制度问题，区别只在于各个不同的社会中，这一问题具有不同的症结和状况。
因而，如何在中国实现优良生活的问题，就可以被转换为：如何在中国建设良好的制度？
任何制度都是抽象的规则体系。而规则则来自对人类生活经验的反思与改变。所有这种反思的实质就是思想观念，因此，在思想观念和制度之间存在明确而普遍的因果关联。所以最终而言，追求优良生活的问题的本质乃是一个观念问题。只有充分发展的、经过反思的观念系统，才能引导人们做出切实的努力，建成保障优良生活的制度框架。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不值得过，这话对个人，对大众，都是真理。一个未经思想充分耕耘的社会，怎么可能自觉地在制度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呢？
良好的制度一定是最少自相矛盾，其各个分支领域最能融贯一致，从而最能得到普遍实施，以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得到公正待遇的规则体系。这样的制度，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它就是自由；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它就是正义。因此，要改变公众对制度较低的预期，就必须追求自由与正义，通过修正和改革现有制度，不断逼近这一目标。人们的收益也将在这个追求的进程中不断得以最大化。
对于个人而言，随着选择自由不断增大，陈旧的制度约束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制度与幸福、成功之间的因果关联也愈加明显。它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无限期搁置的茶余饭后的无聊话题。
纵观中国三十五年来的改革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通过观念反思与经验摸索积极互动，逐步改善制度框架的过程。如果说，过去公众大都还是改革的客体，那么现在，他们日益成为全方位卷入这一变革进程的主体。这时候，制度的公共属性提高了公众的参与水平，也更愈益需要公众在思想上提供一份自己的反思。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凡是发生巨大进步的时代，总是思想与实践密切互动的时代。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法国革命、明治维新，无一例外。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所以，深刻关怀中国改革与现代化事业的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才会在《变革中国》一书的最后一章里，语重心长地呼吁中国社会开放一个思想市场。因为，只有一个富有活力的思想市场，才会为人们提供最为可靠的探路灯。他写道：“在以知识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经济里，没有什么比思想市场更能影响人力资本市场的质量和表现。”(《变革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65页)
改革需要动员，也需要有效的思想探索。然而中国当前的思想探索却显得冷寂。在观念的赛场上，有太多的喧嚣，太少的冷静，更罕见独立的立场和观点。有太多的资源被投入到了尸位素餐和因循守旧乃至一潭死水的思想机构中，那里盛行教条主义和权威崇拜，作风轻浮。例如，在公立大学、也就是思想的国有企业那里，教师们一般都为稻粱谋，在研究机构里，同样的动机主宰了一切，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造假和抄袭，虚伪和做作，就是我们能从中看到的真相。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年轻人，尽管富有热情，却得不到思想的沃灌。他们幼稚的头脑却被引导到无知、懒惰、从众和仇恨的道路上。因此，他们不愿意实事求是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巨大的变化。那些引导他们的人其实比他们更不能理解现实和历史。
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完全脱节了。
说实话，这三十五年，这六十五年，这一百七十五年，是完全陌生的切身经验。对于中国人来讲，对这段歧异繁杂的经验还根本谈不上什么深刻的领会。看不清这一切，又谈何未来呢？于是人们只会浮浅无根地任由时间流逝，仿佛一切平安无事。这一毫无生趣的状况表明，中国的思想市场还缺乏效率，根本无法帮助我们揭示出思想理念与中国现实之间复杂曲折的因果联系。因而，中国社会缺乏勃勃向上的刚健之气。
这无疑显示出资源配置的错误。过去，以公共方式建立的思想投资体系如同国有企业一样，日益显示出其弊端。要扭转这一格局，需要思想投资体制的创新，也需要更有效率地给予资源和支持。因此，当我们意识到思想与现实之间、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因果关联时，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的未来进行高效的思想投资，需要用高度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机制在边际上逐步替代思想的公共投资体制。这种投资的对象应该转向那些脚踏实地的教育者，真诚扎实的思想者，客观冷静的言说者，以及将要承载未来的年轻人。他们将是在普遍和长远意义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人才。
那么这笔投资将产出什么呢？那就是清新刚健的新一代精英。他们的理念信仰、责任感、眼界、志向、合作能力和行动能力，将全方位激发和引领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和崛起。他们将在各个领域成为引领者和创新者。中国自近代以来遭遇种种困境，其原因除了客观环境的险恶之外，也与缺乏一个完善的思想和精英投资机制有直接的关系。每到关键时刻，总是缺乏能担当历史重任的精英人才，令我们与多次良好机会失之交臂。结果吃苦的就不是一二贫穷百姓，而是所有人。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否弃这笔投资必定是短视。以为通过移民和身份变换就能摆脱这一因果纠缠，亦不过是一种制度选择中的机会主义。我们经常见到，不少富人宁肯一掷千金，招待三朋四友胡吃海喝，或者行贿购贪，也不愿将这笔钱中抽出一小部分进行思想投资。这种短浅眼光将会招致惩罚，不在现在，就在不远的将来。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富有眼光的思想投资，才会为他们的身家和长远利益带来真正的保证。由于思想具有几何式的、难以估量的爆发性威力，以及思想和精英强大的溢出效应，并非巨额的思想投资将带来巨额的制度红利和公私利益回报，并将荫及子孙后代。果断进行这种投资，实乃是中国近代以来罕见的制度智慧和思想智慧。只不过，我们看到，漠视思想的意义与伟力的风气仍然盛行。希望能有有识之士充分意识到这么做的意义，并愿意作思想投资。
科斯期待着，“随着中国在21世纪持续向前发展，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劳动分工，中国也同时回归自己的传统。在与外部世界积极合作的同时继往开来，中国有希望迎来另一次文化复兴。一个开放、宽容、多元、自信和创新的中国将会在不久的未来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奇。”(《变革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63页)
用不多的金钱换来一个值得奋斗的光明未来，还有比这更划算的吗？(来源:伯特利评论)
